长征时期朱德主持召开的炉霍会议，就朱德坚持四方面军就地整编、训练、筹粮，策应二、六军团北进的原定决策达成广泛共识，没有执行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4月1日电报中“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四方面军争取先机南出”的指令，从而及时避免了因高层决策失误导致二、六军团陷入长期孤军苦战、前途充满变数的境地，及时避免了红四方面军再度南下、再遭重创、再陷绝境的严重后果。炉霍会议总结了南下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少数民族上层工作的四大突破。如果说炉霍会议是长征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空白，那么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为填补这一空白所尽的绵薄之力。

　　一、关于炉霍会议的考证

　　1936年4月朱德主持召开炉霍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目前出版的许多比较权威的长征史著鲜有记载。笔者看到的相关记述仅限于四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来源于炉霍县文史资料记载：“ 一九三六年四月召开了炉霍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专程从金川赶来的临时省委书记邵式平，还有同来的余洪远（现成都军区顾问），大多是后来西北局的成员。除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外，还有曾传六、傅钟、张琴秋（组织部长）、周纯全（三十一军政委）、熊国炳等。会议开了一个星期。主要内容是：一、朱总根据中央的电令，宣传【布】　将二、六军团，加上三十二军（属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编为二方面军，同时决定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二、六军团会合，共同北上。二、会议讨论和【了】组织迎接二、六军团的有关问题。（一）是派李先念率三十军八十八师为先头部队，先抵甘孜迎接二、六军团；（二）是派三十二军和四军一部去理塘迎接六军团；（三）是组织慰问团到甘孜慰问二、六军团，慰问团由傅钟任团长，邵式平、曾传六、张琴秋任副团长，成员有周纯全、李维海、余洪远。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邵式平病了不能去，周纯全返回金川组织临时省委，便决定由余洪远带总部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妇女独立团的一营去甘孜作准备，其他成员后来才到甘孜。三、由于部队南下牺牲大，又多次往返雪山草地，连续行军激战，伤病员很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其方案是：四军辖十、十一、十二师和独立师，九军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和教导师，以上两军各师均直辖营，不设团部；三十军辖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三十一军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以上两军每师各为三个团；五军（原三十三军与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于一月合编）辖十三师、十五师，每师各为两个团。另将各部骑兵二百余人集中组成骑兵师。四、会议还决定成立红军干部训练队，由陈赓任大队长，将整编剩下的干部调回红军大学进行训练。五、会议总结了前段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政策情况，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决定加强与藏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和少数民族的团结。

　　“‘炉霍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会议之一，迫使张国焘1936年6月6日在炉霍县寿灵寺内最后撤销‘第二中央’。这次会议后使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大大改观，出现了藏汉一家的可喜局面；这次会议为二、四方面军的会合和以后共同北上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版本来源于网上资料：“1936年4月，根据中央的电令，由朱德总司令主持，在炉霍寿灵寺召开了为期一个星期的红军高层会议，简称‘炉霍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与上述第一个版本相同，为节约篇幅，此处从略。

　　第三个版本是《长征史记》记载：“为了具体做好迎接二、六军团的工作，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炉霍召开会议，专门就会师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决定成立慰问团，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任团长，邵式平、曾传六、张琴秋、余洪远任副团长。”

　　第四个版本是《红军长征在四川》记载：“四月初，四方面军又在炉霍会议上决定组织以地方为主的慰问团，到甘孜慰问前来会师的二、六军团。慰问团由傅钟任团长，邵式平、曾传六、张琴秋、余洪远为副团长。”

　　（一）关于炉霍会议的时间考证

　　炉霍会议召开时间，四个版本中的前两个版本一致，都是1936年4月；第三个版本没有时间；第四个版本是4月初。笔者根据内容判断，4月上旬比较恰当，会期下限至迟不超过4月12日。理由是：

　　⒈要大致确定会议召开时间，首先要大致确定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经红军总部与二、六军团反复磋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于3月30日晚电告朱德、张国焘，决定经华坪之路渡金沙江北上，“望在适当时派队接应。” 这是二、六军团最终确定北上的时间。接到贺龙等人电报后，最大的可能是，红军总部一面电报中央（当时中央与二、六军团电报由红军总部中转），一面通知召开炉霍会议（因为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北上是林育英2月14日来电已经确定的，下面还要谈到），研究策应二六军团北进、部队整编训练、总结民族工作等事宜。“参加会议的人有专程从金川赶来的临时省委书记邵式平”，金川到炉霍要途经丹巴，翻越党领雪山，经道孚入炉霍，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最快需要四五天时间。如果3月31日启程，赶到炉霍最快也得4月3、4日。考虑到这个因素，会议开始时间应在4月4、5日，开完已是4月10、11日。因此，笔者认为说上旬召开炉霍会议，比说月初召开会议恰当。

　　⒉“在朱德、张国焘一再电示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几乎改变了这一决定。4月1日，林育英来电，不同意这个计划.。”“林育英的这封电报，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不知所措。”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朱德决定仍然按照原定计划主持召开炉霍会议，就执行林育英电报指示还是坚持原定方案展开讨论。4月12日，朱德、张国焘致电陈昌浩：“二、六军团北上已成事实，四十日内可接通。”　所谓“已成事实”，就是说不管同不同意，要改已经来不及了。从电报的语气可以看出，这是接到林育英电示，由朱德首倡，经过集体研究、反复权衡利弊后得出的结果。陈昌浩当时在甘孜（以4月12日陈在甘孜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互助条约》为证），没有参加会议，朱、张应该是在会议结束后及时将会议主要精神电告陈。由此反推，会议开始时间应是4月4、5日。

　　（二）关于炉霍会议的内容考证

　　⒈第一、第二版本披露的会议内容比较翔实，但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朱德宣布将二、六军团和一方面军九军团三十二军改编为二方面军电令的事可能有误，因为中央决定二、六军团改编为二方面军应是1936年5月中下旬的事。如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12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等，其中说：“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 这封由林育英领衔的中央来电将二、六军团称之为二方面军，同时也表明林育英已改变初衷，同意二、六军团北上。

　　二是参加会议的人员可能有误，炉霍会议研究的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像张国焘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不参加，几乎是不可能的。

　　⒉ 第三、第四版本是两部在长征史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专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对炉霍会议都是简单地一笔带过。

　　（三）关于炉霍会议的主持人考证

　　以上第二种版本中提到的“由朱德总司令主持”召开了炉霍会议，笔者以为应该是准确的。理由很简单，林育英4月1日电报让四方面军领导人不知所措，面对这个地位显赫的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开会否决他的决定就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时只有朱德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毅然决然的坚持就地整编训练，策应二、六军团北上的原定决策，召集大家开会统一思想。据徐向前回忆：“形势错综复杂，方针变来变去，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 朱德在关键时刻的关键立场，对稳定军心、稳定局势起到了关键作用。

　　至于当时还没有宣布撤销“第二中央”、没有完全放弃争夺中央领导权野心的张国焘，一方面希望二、六军团北进甘孜以壮大自己对抗中央的资本，所以从自己的小算盘考虑支持朱德；另一方面又因抱着林育英承认他的“第二中央”的一线希望而不愿意得罪他，不愿意当出头鸟。不过，张国焘这时的变化和进步还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这时还嘴硬，但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折兵过半的血淋淋的教训，使他不敢再去狂赌。这种有限支持或者至少保持中立的微妙态度，为朱德留下了足够的操作空间。

　　因此，朱德主持炉霍会议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二、朱德主持召开炉霍会议的伟大历史功绩

　　（一）炉霍会议就朱德坚持二、六军团北进甘孜的原定决策达成广泛共识，没有执行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4月1日电报中“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的指令，从而及时避免了因高层决策失误对正在北进的二、六军团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为其顺利向北挺进奠定了基础。

　　为了叙述方便，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二、六军团在南方的斗争历程和北进甘孜方案的确定。

　　早在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西征，从四川酉阳出发挺进湘鄂边，牵制了大量湘军，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战略部署，为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创造了条件。

　　1935年7月“芦花会议”后张国焘改任红军总政委，红军总部与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波长、呼号、密码被张国焘控制，总部对二、六军团指挥权落入张国焘之手。在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以前，张国焘一直主张二、六军团坚持在南方斗争。

　　1936年2月9日，张国焘、朱德致电林育英、周恩来，其中提到：“对二、六军大的行动方向与政治上有何指示，请直发我处转去。” 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第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　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经红军总部与二、六军团反复磋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于3月30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决定经华坪之路北渡金沙江，“望在适当时派队接应。”

　　正当朱德、张国焘一再电示二六军团抓紧实施北进方案时，林育英4月1日电报给他们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在这关键时刻，朱德经过冷静思考，果断决定坚持二六军团北进甘孜的原定方针。这一正确主张在随后召开的炉霍会议上达成广泛共识。4月12日，朱德、张国焘致电陈昌浩：“二、六军团北上已成事实，四十日内可接通。”　此后，二、六军团在朱德、张国焘连电指引下，在四方面军派队接应下长驱北进，势如破竹。4月6日，占领滇中寻甸，在原定第三渡河点被敌封锁后，果断掉头南下，取道昆明附近的富民，于普渡河上游涉水渡河，疾进滇西，20日取宾川，23日占鹤庆，24日下丽江，经25、26日连续两昼夜奋战，在石鼓、巨甸两渡口一举渡过天险金沙江。28日，朱德、张国焘接到贺龙等关于“两军团本日已安全渡过金沙江北岸”的电报后十分高兴，立即复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渡江后，二、六军团翻过玉龙大雪山，五月初到达中甸休整。然后并分两路，以二军团为左路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向甘孜进发；以六军团为右路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进发。二军团于6月6日抵巴安，19日到达白玉，30日到达甘孜县绒巴岔。六军团于6月4日在理化甲洼村与在此筹粮备房接应的红三十二军会师。17日在达瞻化与红四军一部会师，6月22日到达甘孜县城附近的普玉隆村。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会师联欢会在甘孜隆重举行，朱德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第一方面军会合。

　　综上所述，没有朱德的果断坚持，没有炉霍会议就朱德正确主张达成的共识，二、六军团北上决不可能成行，并可能因此陷入长期孤军苦战、前途充满变数的境地，也就不会有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胜利会师。

　　（二）炉霍会议就朱德坚持四方面军就地整编、训练、筹粮，策应二、六军团北进的原定决策达成广泛共识，没有执行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4月1日电报中“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的指令，从而及时避免了因高层决策失误使红四方面军再度南下、再遭重创、再陷绝境。按照会议部署，部队整编、训练和北上物资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⒈部队整编

　　根据炉霍会议的确定部队序列和人事变动方案，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

　　整编后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下辖6个军1 9个师，1个直辖独立团。通过整编精简了机构，增强了战斗力。

　　⒉军事训练与生存训练

　　部队整编之后，各部立即按照炉霍会议的部署，依据4月1日朱德领衔发布的《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中确定的训练计划，展开了紧张的军事训练。训练项目包括：

　　着重打堡垒与夜间动作；演习打番反和游击战术；抓紧瞄准、射击、投手榴弹，练习七式瞄准和急袭射击动作；依照对骑兵战斗的指示和教育计划表，继续练习打骑兵；工兵训练须依照工兵训练计划执行之；事务人员除了进行基本军事常识训练，如瞄准射击、武器的保管与使用、判定方位、夜间动作、打骑兵以外，还要结合本身工作，如饲养员如何养马，炊事员如何煮饭，等等。5月1——3日，红军在炉霍举办运动会，目的在于增强指战员的身体素质，为即将到来的北上做准备。运动会根据朱德的提议，增设了烧牛粪、烧饭比赛项目，目的在于增强过草地时的生活、生存能力。

　　⒊筹集粮食和衣物

　　道孚、炉霍、甘孜、瞻化四县海拔平均3000米，无霜期短，庄稼一年一熟，年总产量在3500万斤左右，除去种子，只够10万当地人糊口。炉霍会议前后正值青黄不接的季节，粮食筹集非常困难，幸有当地各族各阶层人民慷慨支援。以炉霍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炉霍休整期间，炉霍“全县总共为红军筹集粮食约500万余斤，各类牲畜约4万头，柴草数千万斤。” 尽管如此，能够筹集到的食物仍然有限。因此，部队严格控制在康北期间的粮食消耗，每人每天只分配几两粮食，不足部分以野菜充饥。朱德亲自领导了一个由当地老农和医生组成的野菜委员会，找出2 0多种可食的野菜，然后编写出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指导连队识别和摘采野菜。

　　衣物的筹集相对比较容易。“现在地区羊毛堆积如山，可以收集十万斤以上，只要会织，则被服问题即可解决。”　各军按照炉霍会议的部署，随即展开了北上衣物和其它物资的准备工作。筹集的目标是：

　　每人要有一顶皮帽、一件毛衣或皮衣、一件裤子、一双手套、两双袜子、两双皮鞋或布草鞋、一双裹腿，每五个人补充毛毯一床，每三人补充雨具一个，每三十人补充帐篷一个，干粮袋每人一个，子弹带每两个战斗员要补充一条。要求自行解决，并首先完成衣裤、袜子和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