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严格的保密工作

    与八大自信开放的风格完全不同，九大从筹备到开幕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保密措施。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呢？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个年代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到1969年，两国两党之间关系的公开恶化，已经持续了10年。这年春天，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苏联边防军几次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造成了流血事件，我边防军被迫奋起反击，逐出入侵者。这使得事态更为激化，上升为边境武装冲突。苏联随后调集军队，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毛泽东和中央由此判断：国际形势严峻，战争难以避免。马上要召开的九大，备战也成为重要的议题。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九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为了保密，事先并没有公布九大召开的日期，开会前3个月，代表们先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起来进行全封闭的学习，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了少数军政高级领导之外，其他人一律禁止外出，随时准备进京出席九大。由于九大代表不是选举出来，而是各革委会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协商推荐”的，有些代表文化素质很低，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广东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眼看年关将近，还迟迟没有进京的消息，就不干了，提上自己的小包要回家，结果被哨兵给拦住了。哨兵问他：“你不想去北京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这位代表满脸委屈地说：“眼看快过年了，我家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猪谁来杀？”

    日复一日，好不容易盼来了进京通知。代表们被以参加学习班的名义分批召集到了北京。到京以后，他们分别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代表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室内电话也被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不能让“阶级敌人”觉察丝毫痕迹。不久，代表们得到通知说，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处于天安门广场附近，游人很多。1500多名九大代表要在这里集会，想不为人知，绝非易事，为了保密，大会的组织者真可谓煞费苦心。据当年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忆：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外面的行人看不见。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这样每个宾馆只需六七次，约半小时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也是精心安排的。比如说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到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也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怀疑，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这才神不知鬼不觉地由便门进入会场。会场内也是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从外面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保密工作做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滴水不露，加上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外界根本不知道中共九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甚至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当4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洪亮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消息时，国内外才知道中共九大已经召开。这件事情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媒体迅速报道了大会召开的消息，同时都很惊讶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看了之后也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