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的代表“推选”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而九大则不然。由于当时各级党委被打倒，都没有恢复或建立，党员也无法参加组织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选举产生。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荐代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由几个核心小组成员说了算，点了谁谁就是党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会 “突击入党”，成为党的代表。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句“名言”：“ 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姚文元在上海说：“首先是要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在这样的标准下，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总司”司令、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不经过选举，便被认定为九大代表。更为荒唐的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造反派头头陈阿大甚至在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为了让陈阿大尽快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还不到10天时间。陈阿大入党不到两个月，便由张春桥在“上海市中共九大代表名单”上填上了名字，这也创下了一个纪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直到他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了入党志愿书。更为可笑的是，不知是由于“工作”太忙还是自己疏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竟然没有交给党组织，直到他锒铛入狱，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屉里发现。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标准之下，九大选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和“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把他们帮派体系内的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名单中，造成了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报告两易其稿

    历次党代会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政治报告的发布了，它往往代表了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的规划，所以，起草政治报告被作为历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视，九大也不例外。陈伯达是党内的大笔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文采极好，历史上也写了不少重量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在推行“左”倾理论上出力不少，著名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陈伯达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起草过许多重要的文件，这次起草九大报告自然少不了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从1965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一路走红，作为党内笔杆子的“新秀”，实力也不容小觑。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就落到了这3个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