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武汉后，没有停止与武汉中央军事部的联系。到修水前夕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即赴中央汇报工作，找到了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并派参谋及时带回了指示；警卫团到修水后，余洒度与通城黄埔同学刘继宋密切联系，“山口会议”确定师委会成员后，又“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⑦。 国民党报纸载《兜剿鄂南共匪近讯》中也侧面反映了这一史实：“修水方面，系余洒度主持，与黄埔的暴烈分子广通声气，聚众二千余人，有枪千余枝，骚扰赣鄂交界各县，鸡犬不宁。”⑧后来秋收起义总指挥人选，也是由武汉中央任命的，“向警予说：我们把你们的问题研究了，你们还是回部队，你们回去后，把湖南、湖北两省武装的农民集中起来，训练一下。回去时，组织一个指挥部，指定卢为总指挥，我（指采访对象韩浚）是副的，辛焕文为指挥员．．．．．．”⑨。特别是又有当时起义的亲历者何长工的回忆。所以，许多党史专家认为，军旗的产生系中央军事部决定的。
但笔者仍然认为，军旗产生的决定应为“师委会”。警卫团在修水近一个月，秣马厉兵，积极作好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规定：“2、．．．．．．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⑩后《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简称“决议案”)又规定：“七、．．．．．．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⑾师部当接到中央8月23日改称工农革命军名称的命令（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也应发至鄂赣等省）和《决议案》之时，部队名称变了，师委会自然会想到易帜问题。毕竟警卫团也是群贤毕至，从武汉“七一五”政变中走出来的这批年轻共产党人，经过一个多月所见、所思、所感，同样会对国民党旗帜有一个理性思考，也会有反对再打国民党旗号的主张。亲历者陈树华的回忆正好印证了笔者这一推测：“我记得为了制作工农革命军五角星斧头镰刀军旗，真是左画也画不好，右画也画不好，左拚右拚凑合而成。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对外要向修水收税，就不好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同时，我们想取缓兵之计，集中精力练兵，所以又做了一面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旗帜。”⑿当时任师部参谋处长的陈树华由于属师领导，其回忆应是比较准确的。铁心的文章也可佐证这一推测“所以我们的余师长，一面催制军服，一面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中镶一五角星，星上饰镰刀斧头。．．．．．．于是我们的余师长便封为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师师长。”⒀
尽管中央军事部一直直接领导着警卫团，但因当时交通和通讯不便，中央军事部不会事无巨细都进行指示，起义前的一些细致的准备，如口令、旗帜等可能都是由“师委会”决定的，同时，中共中央在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旗帜问题上意见并未统一，如中共中央8月23日回复湖南省委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⒁至于亲历者何长工的回忆绝大部分应是准确的，但因其当时所处的地位以及时过境迁，一些细节问题，如哪些由中央军事部指示，哪些由师委会内部决定，则可能不一定回忆得完全准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军旗产生应是由当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委会所作的决定而设计制作的，时任师长的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
②④⑥⑦《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
③《苏先骏报告》（1927年9月17日）
⑤《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何长工（见《秋收起义在江西》江西省文物厅文物处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
⑧《兜剿鄂南共匪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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