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中共修水县委宣传部 余昌清 摄)

　　我党第一面军旗在修水设计制作并率先升起，已被党史军史专家认可，并被写进了权威党史论著。然而，军旗的产生到底是由谁决定的？却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设计的；有的认为是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制作的；有的则认为是根据中央军事部的指令而产生的。

　　关于持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说。其依据是：“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往湖南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①所以，很多观点依此认为是毛泽东指示制作了我党第一面军旗。

　　从目前研究秋收起义的原始材料看，如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原始依据《潘心源报告》中，安源会议除部署了起义路线外，既没有编师的记载，更没有决定制作军旗的介绍。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的报告或回忆文章中也没有设计制作军旗的记录。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8日收到了驻铜鼓的三团团长苏先骏转来的关于举行起义的信件，苏先骏在信中强调“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②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与师部联系的最早信件，尽管其详细内容不甚了解，但从《余洒度报告》中可知，这封信中主要是部署了起义和起义的路线，并未发现有制作军旗的指示。即使这封9月8日收到的信件中，有制作军旗的指示，起义在即，设计制作的时间也是不允许的！

　　假使毛泽东策划起义之时就有制作军旗的决定，在起义准备非常紧迫和交通通讯条件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也不至于将制作军旗的决定送至不属于湖南省委管辖的江西修水来制作，而会就地安排在长沙或者当时党组织属湖南管辖的安源等地制作。

　　所以笔者认为由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证据不充分。

　　关于持前敌委员会决定制作军旗说。此观点没有发现可靠的史料依据，多系推测所至，认为：既然秋收起义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自然一切重大活动应在前委指示下进行。然而秋收起义却有其特殊性，由于军事领导分属三地，起义之初，前委是有其名，无其实。苏先骏报告中称“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骏等为委员”③。而此时前委重要成员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却在修水，他们在以后的文家市会师才与毛泽东等见面，前委发挥作用也只是在文家市会师时。

　　同时，既没有找到前敌委员会在起义之初关于设计制作军旗的任何决定、资料，也未有亲历者关于前委指示制作军旗的任何回忆文章等。如果由《苏先骏报告》中所述的前委下达了制作军旗的决定，然时间也是来不及的，毛泽东于9月10日方到达铜鼓，组成前委也只能是9月10日，而师部和1团“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9月9日）取平江”，④师部于毛泽东同志到达铜鼓的前一天就起义了。

　　所以前敌委员会决定制作军旗说也不成立。

　　关于持中央军事部指令制作军旗说。其依据一是何长工的回忆文章：“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叫我们准备好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等。旗子和袖章的图案还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于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便在内部正式成立了。”⑤ 二是余洒度的报告“不久得通城刘某某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自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