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下半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战局发生巨大变化。到1948年初已清楚表明，我军不久即可将胜利的旗帜插遍全国。然而，这时全军尚没有一面统一的旗帜。因此，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成为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研究决定，由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指示电，于1948年2月21日发给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并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征求对设计全军统一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的意见，提出“在我军更大规模地进行外线作战、发展新区的情况下，作一正式规定已感到有此需要。”各单位上报的设计图样，送到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于是，一个征集军旗、军徽图案的活动，在全军展开了。

　　1948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相继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汇合。此后，周恩来便将军旗、军徽、帽花、臂章样式的汇集、综合和研议工作交给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与作战部一局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一局第二室副主任张明商议后，决定由作战室二科科长江右书具体承办，所需助手，从一局中随时调用。

　　在西柏坡，周恩来看到一份报告上说:我军挺进到陇海路南新区后，有的部队在帽子上缝了布料红五星，引起其他部队效仿，以致有些商人趁机制作在市场出售。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各部队不要自制和在市场购买红五星。并以军委通令的形式发出:

　　“查我大军自进攻以来，新区人民对我军容极为重视。军委现正收集各方所建议之我军军旗、军徽、帽花、臂章标准样式进行审查，一俟样式确定，即当通令全军照式制用。但在未颁发前，全军望勿自行制用，市场亦应禁止随意制卖。”

　　自2月21日中央关于征求军旗、军徽样式意见的电报发出后，军委直属机关和各野战军各军区都积极参加了军旗、军徽样式的设计工作。据说，刘伯承也设计了一幅。经过近一年的汇集工作，江右书等经报请李涛、张清化等负责同志研议和筛选后，组织工作人员先后数次绘制剪贴了“军旗样本”，以“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名义呈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审阅，并征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意见。在各单位报送的军旗图案中，一致为红底，有以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以小五角星象征陆、海、空三军的，有以齿轮象征历史的，以蓝水线象征河流的，也有以刀、剑、戈、矛、步枪、盾牌、长城象征人民武装的……《长征画集》的作者黄镇设计的图案是红底，左上方是金色五角星，下边是四条蓝线。但是，这些图案中均无“八一”二字。

　　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这些图案没有把人民解放军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故而所送审的图案都未被选中。大约在1948年底，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拿着一本军内刊物，找到张清化和江右书，说这是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为纪念建军21周年出版的特刊，毛主席和首长们对封面红旗上的五星和“八一”都很欣赏，指示可以按这个思路来设计军旗和军徽。于是，由江右书主持，用红黄两色“电光纸”做出了一面带有五星和“八一”的样旗，报送周恩来。他看过后说，你们可用大一些的红布制作两幅样旗，五星和“八一”两个字可摆放在不同位置。中央不久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届时请到会的中央委员共同审议。样旗做好后，先送我看一下。

　　经周恩来审过的两幅样旗，一幅是五角星右侧为“八一”，置于左上方；一幅是五角星在正中央，　“八一”二字放在五角星内。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开幕，这两幅样旗便挂在了会场的墙上。同时，也将各大单位上送军委的图样摆在靠墙的几张桌子上。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审议后，都表示原则同意在军旗上加五角星和“八一”二字，并于3月13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