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1927年5月12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详细报道了李大钊等烈士就义的经过:“北京四月三十日快函云:前日方传所谓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二十八日下午李大钊先生及其他十九同志，已被万恶军阀惨绞毙命矣！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二十八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二十八日早十时地方检察厅即下令传执刑吏(在宣外火道口居住)即刻到看守所应差，厅内外即知有行刑之事，惟尚不知究为何种犯人。正午十二时有警察厅司法处科长吴锡武、科员金某乘汽车直至法部后身看守所，嘱所长严重戒备，凡所内外不许出入，并命荷枪之法警四名，把守厅门，不许外人接近，旋有宪兵乘汽车至，在所内等候，形势益为紧张。同时所谓军法会审在警察厅南院，中(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十二时三十分即由警厅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第一次抵看守所者，时为十二时五十分。第一辆汽车(号牌1200)内为李大钊先生等三人，两旁列宪兵警戒，第二辆汽车(号牌512)为路友于同志等四人，第三辆汽车(号牌536)为谭祖尧同志等三人，第四辆汽为张挹兰邓文辉两同志，第五辆汽车为范鸿稢同志等三人，第六辆为方伯务同志等四人，各人均未带刑具，亦未捆绑，下车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李先生等被拥入所后，即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计自二时至五时始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又张挹兰同志下车时，面现喜色，摇首挺身而入。某同志临刑时，从容微笑云:‘这样就死了吗？’其余皆从容就义，毫无恐惧之色。被害后，警察厅早为预备二十具棺木，有价值六七十元者，有价值四五十元，由狱吏用木板将尸身抬出，在看守所边门前殡殓，至晚九时方毕事，所有棺木均暂停下斜街长椿寺，待由家属领取。李先生及各同志被害后，另有十人被判处徒刑(编者按:其姓名已志本报，兹从略)。李先生死后，北京各报一致表示哀悼，日帝国主义机关报《顺天时报》亦称颂李为‘青年思想家实际运动之先驱’云。”

　　从这些当时的新闻媒介报道看，李大钊是当日在20个共同赴难的烈士中，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他是“毫不恐怖”地被押往刑场的，是“神色未变，从容就义”的。在临刑时，李大钊曾索要纸笔，拟“书一遗嘱”；执刑者不允，他不再说话(“无言”)，神色自若地上了绞刑台。在受刑时，“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他“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临终前他可能曾“呼天字”，“二十分钟始绝”，堪称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这当是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