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与日本国内舆论遥相呼应。6月17日，苏联向日本政府递交一份苏联政府的声明，其中用挑拨性的语言说：“日本和苏联为维护共同利益，对于第三国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试图给日苏关系的改善设置障碍而采取的任何行动，理所当然要予以反击。苏联已经采取这一方针，希望邻国日本采取同样态度。”

　　一面是苏联的强硬态度，一面是国内包括外务省在内业务部门的步步紧逼，原本对缔结和约持乐观态度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一时疲于应付。他更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失去信任，于是抛开外务省派遣亲信向中方递交《首相见解》，称反对霸权主义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和平原则，因此日本当然要遵守反霸原则，并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背离这一原则；既然这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不言而喻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

　　为了推动缔约谈判，1975年9月，中日两国外长乔冠华和宫泽喜一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在纽约举行了两次会谈。会谈中，宫泽对反对霸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1)反霸不针对第三国；(2)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3)反霸不意味着采取联合行动；(4)范围不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全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宫泽四原则”。

　　针对宫泽的解释，乔冠华反驳说：“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他还很怪，对于力气小的人又打又骂，而对于力气大的人就不敢说话了。”

　　宫泽自嘲地辩称：“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力量极小的对手。”又说：“哪怕我们认为阿Q不好，脸上也不敢露出来。”

　　就这样，尽管两位外长会谈的气氛是活泼轻松的，但是没有在实质问题上达成任何一致。

　　当时，由于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中国国内主要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对日缔约谈判的工作。针对日本模棱两可的态度，邓小平冷静地指出：“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日本一些外交官说什么用中国这个棋子对付苏联，用苏联这个棋子对付中国。这是搞外交手法，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时间进入1976年，中日两国政局都发生了动荡。在中国，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在日本国内，发生了洛克希德政治献金事件，自民党内派别斗争愈演愈烈，三木内阁摇摇欲坠。中日缔约谈判实际上宣告中断。

　　三、福田内阁对恢复谈判表示出积极姿态，邓小平回应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 ‘签订’。”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搁浅了两年多的缔约谈判出现转机。

　　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着手推动中国的对外政策朝着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和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大目标进行重大调整。

　　在日本，福田赳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在政界和财界都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对恢复谈判逐渐表示出积极姿态，他托人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如果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并能取得一致意见，就应尽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