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狭义上而言，细菌战受害者指的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因日本研究、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及其进行实战攻击的直接罹难者和受害幸存者。搜集、统计、汇总现有公开文献资料的数据，死难人数达一百万以上。由于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侵华日军细菌战涉及了我国除新疆、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因此，毋庸讳言，从广义上还可以说中国是日本细菌战的受害国。根据细菌战受害历史及其遗留问题的性质，细菌战受害历史可以截止至二战结束后的
    2045年8月15日一百年。届时，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前出生的细菌战受害者群体，将自然全部消亡。

    鉴于细菌战受害尘封已久的历史，发端于新中国成立以前，至今已长达约七十多年，当年的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和见证人，现正在日渐凋零，历史记忆正在加快消失。虽然细菌战受害者群体缘于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最近十余年在日本法院所进行的举世瞩目的对日索赔、讨还历史公道的国际维权诉讼活动，进入了公众和国际视野，曾经书写了一段国际影响深远的人权革命史，并由此推动国内外细菌战史实调查研究，但随着以上在日本法院进行的细菌战诉讼案审判活动于2007年夏结束，解决细菌战历史遗留问题有再次被束之高阁之虞。

    本文试论细菌战受害者群体的人类历史主体地位的确立，简述这个群体在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安全、法律、社会、道德、文化、教育、卫生、人权等等各个领域存在的和潜在的影响，教育中日两国人民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这段历史，以探索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清算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防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维护细菌战受害者合法权益、促进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确立细菌战受害者群体的人类历史主体地位

    过去的人和事，都是历史。历史固然不可假设，但纵观之，战争与和平，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主题，人类的历史因战争而改变，人们的命运因战争而改写。日本驱动军国主义的强大战争机器，发动了不义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犯下无数罪行，杀害了无数中国人。尤其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类比纳粹种族大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人间极罪”，人类文明史因此而蒙羞。义乌新四军研究会纪念细菌战受害者，诗云：“眼泪梦中远，崇山白骨寻；地狱门犹近，阴阳不见君”。可以说，故乡的每一颗土都浸润着细菌战受害者的血泪，每一片叶都见证着细菌战受害者的冤屈，每一阵风都回荡着细菌战受害者的控诉！

    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基于细菌战受害史实，进行对日索赔国际维权活动已十多年，主要设定了要求日本法院判决确认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国家责任、向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等，尖锐地突出了中日两国历史之间这个至今悬而未决的战争遗留问题。尽管通过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及日本辩护律师团十年诉讼，日本法院作出了确认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国家责任、回避谢罪赔偿的判决，尽管2009年10月日本国会参众两院议长在接见王选时也表态要亲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细菌战历史档案资料仍是日本的“祖传秘方”，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国会书面提出的要求日本政府就日本法院认定的731部队及其细菌战的有关资料进行公开、并考虑对731部队及细菌战受害者如何进行谢罪、赔偿等一系列正义主张，并未得到日本政府负责任的回应。

    现在，幸存于世的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和见证人，已经越来越少了，直接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将越来越艰难。因而，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更加关注和重视细菌战受害者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其诉求，支持细菌战受害者确立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加快设立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纪念馆的建设，依法设立细菌战受害者的社团，开展细菌战受害史实调研、展览、交流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受害索赔维权、救助活动等。

    崇山细菌战遗址，业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前年批准公益用地项目，建设占地40亩的“义乌市细菌战历史纪念馆”，目前已进入筹建阶段。义乌市委托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进行设计，其建筑设计方案已进行了三次专家论证会，达成了基本共识，有望加快付诸实施建设工程。细菌战历史纪念馆，以铭记细菌战受害历史、维护细菌战受害者合法权益为己任，记录每位冤魂的受害史实，进而讨回历史公道，恢复其人的尊严。否则，史之不存，何言牢记，又何以为鉴？！
 
    二、推动细菌战受害史实的共同研究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然而战争受害者知多少，累累白骨奠于国基！义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历史，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可谓一寸河山一寸血。

    每一天清晨，大地奏响国歌，人们可曾记得，这是为了显示歌舞升平，还是为了忘却纪念？不过，毋庸讳言的是，当今一些治史者往往偏好于粉饰文明成就和钟情于摩天大厦的光环，而对于某些被尘封于历史深处凝重的恩怨情仇，却往往不愿触及或矛盾地既要求牢记又要求忘记。尤其是以这种态度来应对细菌战受害历史，这让那些艰难直面这段历史的细菌战受害者和志愿者们情何以堪？！况且，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及志愿者们踏破铁鞋，其以民间微薄力量所做出的努力，才只是揭开了日本细菌战犯罪黑幕之冰山一角。

    新中国关于中日历史的共同研究，是2006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一致同意成立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后展开的，第一阶段共同研究于2009年12月24日结束。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日方首席委员北冈伸一在此后的记者会上共同宣布，1931年到1945年中日间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这是双方就此问题进行共同研究的基础。认为战争中因日军的非法行为造成了深刻的战争伤痕，是构筑战后新的中日关系的障碍，认为近年关于细菌战、南京大屠杀、遗弃化学武器、强征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深刻伤痕的表现。

    2011年8月3日上午，由王选陪同，中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与会中外专家学者一行20多人，前往义乌林山寺，参观了崇山细菌战遗址，访问团成员有《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等著名的抗战史专家。此前一日，中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义乌市委党校召开。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政治体制政策外交篇子课题》、《军事战略交通生化武器等子课题》多个学术子课题进行全面阐述讨论，王选负责北京大学对侵华日军生化武器子课题的研究。专家团一行还参观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和崇山村中和祠，拍摄和采访崇山细菌战受害历史。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表示，义乌市细菌战历史纪念馆落成之时，北京大学历史系将在此处悬挂铭牌，设立研究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事实上，细菌战历史纪念馆，可以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树立重要的调研主体地位，也可以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细菌战历史的主要客体，至少可以作为国家研究的民间补充。在日本方面，日本731部队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辩护团、日本审判731运动宣传委员会、日本细菌战澄清揭露会、日本社团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以及日本国内大批专家学者有关细菌战问题的资料、专著和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森村诚一、常石敬一、松村高夫、吉见义明、上田信、奈须重雄、松井英介等均有业内相当影响力。

    推动细菌战受害史实的共同研究，其历史使命和历史功效不言而喻。731部队罪证遗址陈列馆前馆长韩晓认为，国内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的保护和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苏联公开出版发行《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简称《伯力审判材料》）后的1950年秋季，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了关于“保护哈尔滨之平房、长春之孟家屯日本细菌工场及安达之鞠家窑特别实验场”的通知。当时平房的原731部队遗址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但中心部位残垣断壁明显存在，土陶细菌弹壳堆积如山，地方政府没有将此纳入保护计划。由于这里是我国新兴的航空基地，所以由新建的国营122厂负责，在四方楼遗址四周圈着铁刺线，竖立着“不得破坏”的公告，并配备专人看护，但这只是看护，根本谈不上研究问题。第二阶段，从1958年10月至1969年10月，这11年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两次社会大变革，“731”遗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职工群众用拆下的砖头，在“731”遗址上盖住房，不少单位在遗址上盖了厂房或办公室。为了“大跃进”，某工厂竟在遗址上砸钢筋，拆原731部队动力班的钢梁架子，用来炼钢铁。到了“文化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更为严重，“革命委员会”发动三千民兵、中学生，为寻找可利用的地下洞，竟挖地2米，不仅将残墙断壁夷为平地，而且遗址地下设施也被破坏得所剩无几。第三阶段，从1982年至今的30多年间，这是对“731”罪证遗址保护和研究从开始重视到深入发展的阶段。中国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正式研究大体上是从1982的8月开始，比日本的研究时间大约晚两年。在此之前，虽然国内有人对此做过调查研究，但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是非常有限的。1982年8月，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先生来平房考察731部队的罪行，对遗存在平房区和哈尔滨市内的731遗址进行了考察，而且走访了数十名幸存的中国劳工见证人。森村诚一先生这次考察对保护731遗址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他考察哈尔滨平房的原日军731部队遗址和长春孟家屯的原日军100部队遗址后，在北京会见了前文化部长夏衍，他遗憾地说，731部队罪证遗址留下的不多了，仅剩地下实验室了。198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阅看文化部的一期简报后批示：“要把日本侵华时期的这个万人坑，那个万人坑，南京大屠杀（地），哈尔滨的日军细菌工厂等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邓力群还建议将这期简报转给胡乔木阅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看后，在给邓力群的复信中指出：“前阅报载《恶魔的饱食》的作者（指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先生——笔者注）前往哈尔滨日本细菌实验旧址，看了已盖了工厂，仅存地下实验室遗迹。此事望告黑省委宣传部和文物局（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国家文物局）着意保护，并作为对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教育场所……这类事情现在抓已经迟了一大步，如果再不注意，则有关文物将永远湮没，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了。”当时日本发生了篡改教科书事件，否定日本侵华罪行，同时又掀起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反华的气焰十分嚣张。身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告诫全国人民：“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到处搞日军侵略之碑。这对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孙后代有特别重要意义。”为此，中宣部致函文化部党组，希望有关部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办好此事。不久，国家文化部签发了文物字［82］1289号文件：《关于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证遗址工作的通知》。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宣部的信函和文化部的通知，引起了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批准将731部队罪证遗址列为市、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2月1日组建了哈尔滨市平房文物管理所（不久改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始对731部队罪证加以研究和保护利用，把“731”陈列馆办成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的阵地，同时不断深入地揭露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

    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魁祸首是石井四郎中将。石井四郎生于１８９２年６月２５日，原籍是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其家是占有千代田村一带土地的大地主，石井四郎兄妹４人，他是次子，在家排行第四。他起家于日本京都帝大的医学系。帝大毕业后，以军官候补生的身分参加了陆军。以后又通过军队的途径，以代培学员的身分在京都帝大研究生院学习了一段时间，专门学习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以后作为陆军的一个干部、一个职业军人，在军界一直是青云直上，由中尉到上尉。１９２７年石井四郎提出了一篇有关防疫学的论文，获得了医学博士。１９３０年又被升为三等军医医正，担任了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石井四郎的同伴证实他对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使用的毒气战而深深吸引着。这些是不是石井四郎后来疯狂从事细菌研究、成为毫无人性的杀人狂的最初诱因呢？也未可知。但从其后来走过的历程和所从事的“事业”看，他以考察为名，实则是密探进行间谍活动。派他去欧洲的正是他以后作为“救命恩人”来供奉的日本陆军省第一课课长永田大佐。１９３１年秋，石井四郎由欧洲回国，恰在该年９月，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石井四郎回日本后，曾向上级介绍了欧洲各强国、特别是纳粹德国已把细菌转用于武器的试验情况。并认为“日本也应该习早开始基础研究”。那时，石井四郎已有了把细菌当做武器用于战争的恶魔想法。石井四郎归国后不久，便被派到陆军第一医院工作，担任了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并兼任陆军武器工厂总厂干部职务。这就为其要在日本搞出一套细菌战术的野心创造了条件。“九一八”事变后，石井四郎积极倡导创建细菌部队。他的倡导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当时是课长）永田铁山的赞赏和日军参谋本部战略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和尾冢隆二等人的支持。战后审判－冢隆二时，他供认：“我具体承认我所犯的罪是我从１９３１年起就赞成石井四郎关于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的思想，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７年我主管日本陆军省军医署卫生科时，又积极参与了在关东军建制内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武器及防疫事宜的部队，即七三一部队，以及拨调相当专家去配备这个部队，并促成任命一位细菌战思想家石井四郎任七三一部队。”于是在军部的积极支持下，石井四郎所倡导建立细菌部队的想法得到初步实现。１９３２年８月，经上级批准，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内设立了以石井四郎为首的防疫研究室，正式开始了细菌的研究培养工作。最初，这个防疫研究规模较小，只有５个人，一间经过改建的地下室。可是，随着细菌研究、培养工作的发展，小小的一间地下室已难以应付，在石井四郎的请求下，上级准其新建一座专供防疫研究室使用的楼房。新建的防疫研究总面积共有１７９５平方米，即使如此，石井四郎的“用武之地”的胃口还在扩大。他亲笔写了一分报告，请陆军省军医总监西汉行藏中将转交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他在此报告中说：“由于军部不断地指导和鼓舞，使得以石井中佐为首的陆军细菌研究班，对于细菌武器的研究，迅速地得到了一寂的成绩。现在，我们感到，对于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日本的大本营接到报告后，很快批准了此报告，决定在“满洲”建立细菌研究机构，并由石井四郎等筹建此项工作，石井四郎积极亲赴“满洲”，投身于细菌研究机构的建设工作。这就是细菌部队的组建过程。

    战后，有些人不把七三一部队的人作为战犯看,那么，在被侵占国家的国土上，利用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做实验材料，为进行细菌战而实施残无人道的细菌活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的制造的人来说，应称他们什么呢？从下面一幕幕惨绝人寰的细菌战中，人们就可以清楚石井四郎及其七三一部队的队员是一群怎样的野兽，怎样的魔鬼。

    北华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张丽梅《近十年来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综述》一文认为，由于日军细菌部队进行试验、实战均比较隐蔽，加之日本战败投降之际销毁了大量档案资料，这给研究者带来相当大的不便，因此要揭露日军细菌战暴行，首先就是要全方位收集、整理、挖掘相关的史料。近十几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调查、取证，在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相关史料的整理收集取得一定进展。

    如杨玉林、辛培林、刁乃莉等在日军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档案发现并公布后，以这些档案为线索，于2000年7月投入对日本细菌战人体实验资料的调查，完成其力作《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罪证调查》一书。作者对原日本宪兵队“特别输送”的追踪调查和研究，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此书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研究资料，作者还对“特别输送”的由来、过程及其规模和罪恶深重的后果作了剖析。由于拥有确凿的证据，作为日本法院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索赔案的“判决书”中公开承认“特别输送”和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这些事实，在日本是第一次，是对那些不承认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承认进行了细菌战的右翼势力的一个打击。

    罪犯的供词是揭露罪犯罪行的最好证据，当事人对事件的描述和内心的反省是最有说服力的。基于此，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拂洋编写的《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作者旨在使更多的人了解当年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此书是首次在我国正式出版，是一本保持原有风貌的“历史审判材料”。作者在全书中按审判程序分为预审文件、被告和证人的供词、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和军事法庭判决书等六大部分。此外，还配有部分前日军机密文件照片，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必备的史料之一。此书将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七三一和一〇〇两支部队的建立、研制和生产细菌武器、用活人作细菌实验、使用细菌武器的全过程，作了具体全面的说明，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侵华战争的险恶用心和罪恶目的，以及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残暴手段。

    辽宁省档案馆还整理了一批关于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设立细菌工厂，研制细菌武器，残害中国军民的调查材料。主要记述了日军七三一和一〇〇部队设立细菌工厂，专门培植和研制霍乱、伤寒、鼠疫等病菌，违背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用活人进行试验，搜集大量黄鼠，并多次在中国城乡撒布细菌，造成严重瘟疫等罪恶行径。这些档案是侵华日军的罪证，它充分反映了日本细菌战犯杀人成性的残暴本质，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重要史料。

    徐文芳在《原日本侵华军细菌毒气战分布及简介》一文中，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认为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结束，“由七三一部队为主，联合其他细菌部队的‘奈良部队’远征在山海关以南进行细菌配合毒气作战达115个县市之多，”涉及到中国15个省。范围之大、面积之广让人震惊。此外，作者还绘制了较为细致的原日本侵华军细菌战分布网络示意图，这对于直观感受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地域分布，感受那场灭绝人性的战争大有裨益。
东北地区仍是细菌战研究的主要区域之一，如吕晓梅、王刚、孙慧伶等对由兽医少将若松领导，在长春孟家屯建立的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主要研究对象的一〇〇部队以及以石井实验室为基础建立的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石井四郎领导的七三一部队进行研究。对七三一、一〇〇细菌部队的罪恶活动、七三一、一〇〇细菌部队罪证的销毁与溃逃、对日本细菌战罪证的审判及调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是人们对东北的两支细菌部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关于其他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关于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研究成果十分丰厚。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出版了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专集《揭开黑幕》，如陈先初在《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日〕松村高夫的《1941年湖南常德的细菌作战》中都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了日本对常德地区实施投放的大量鼠疫细菌的过程和成因。尤其是陈先初的《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一书，对常德地区细菌战的研究更为深入，该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记述湘北蒙难、常德细菌战、滨湖浩劫、厂窑大惨案、湘南湘西大劫难等，全面揭露日寇在湖南境内疯狂施暴、屠杀无辜的种种暴行，既向世人展示了不堪回首的一页痛史，又为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中所认定的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即反人类罪提供了新的佐证。

    张连红《侵华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与731部队之关系》一文认为，经过中日美等国学者的艰苦努力，学术界对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关731部队的细菌研制、活人实验及细菌作战的真相已日益明了。但学术界对另一支十分重要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南京“荣”1644部队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尽管常石敬一、松村高夫、水谷尚子、近藤昭二、郭成周、高兴祖和王选等中日有关专家学者对此都曾进行过相关调查与研究，但围绕南京1644部队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由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授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活体细菌试验，建于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细菌战基地是日军在华最大的细菌战试验基地。

    在王选女士和吴永明的大力推动下，江西细菌战的受害调查和研究在近年来开展起来，如吴永明在《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揭秘》一书中，对日本细菌战谋略的形成，从文化、思想根源和战略目的等方面探讨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原因；揭示了日军在江西的活动情况，包括日军入侵江西及在江西实施的政治、军事统制，尤其是描述了日军细菌部队对江西实施细菌攻击的全过程；详细记述了日军在江西玉山、上饶、广丰细菌战受害情况调查。

    侵华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研究也取得了喜人成绩，邱明轩在《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一书中，对日军在衢州部署细菌战的计划与实施、衢州人民惨遭日军细菌战的杀害经过、中国军民针对日军细菌战所采取的防治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丁晓强《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黑太阳笼罩下的浙赣沿线—侵华日军细菌战浙江受害纪实》等文，对细菌战各菌种在当地的巨大危害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此外，包晓峰在《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一文中，对日本在浙江的细菌武器攻击进行了探讨，认为日军对浙江的细菌攻击“始于1939年6月，终于1945年夏，历时6年多，地域遍及大半个浙江省，浙江人民受疫菌感染人数达30万以上，死亡超过6万，受害群众的苦难触目惊心。”张世欣《浙江义乌崇山细菌战受害史实》一书，则是义乌崇山村村民以王选为首的民间发起的对日索赔国际维权运动的第一证据。

    关于日军对广东实施细菌攻击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频频见于学术著作之中，沙东迅先生是研究广东细菌战方面的专家。其他如谭元亨在《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一书，对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军曾在广州南石头难民所使十万粤港难民死于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把它称为东方奥斯威辛，该书以大量的图片与配文对这次暴行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与追诉，以大量的史实对日军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批判，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研究著作。

    此外，诸学者对日本曾在山西等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章书的《日军在山西也进行过细菌战实验》张树纯的《石井四郎在山西进行的细菌战实验》等文章中都有详尽的阐述。

    口述史料的整理与挖掘对于现代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事人不仅是事件的经历者，同时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在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指控和赔偿时，就是最为关键的证据。要加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的保护和研究，即“要抓住日军细菌部队要害罪行取得证据，要抢救性地寻找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人证，要着重揭开日军细菌部队‘防疫给水的面纱’，要加强国际合作以推进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正是基于此，学术界开始对日军细菌战的口述史料进行整理与挖掘，如义乌市档案局、丽水市档案局启动抢救口述历史工作，将受害者的陈述制作成视频光盘。黑龙江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在当时石井研究所霍乱试验地背荫河李瓦房屯当事人和居民、日本仍健在的细菌部队人员进行相关的调查和取证，整理出了一部分有价值的史料。此外，如李秉新、徐俊元、石玉新等对日本侵华日军使用细菌作战的暴行进行调查，包括对许多中方幸存者、目击者的寻访录和日军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等暴行参与者和目击者的材料，调查较为翔实可靠，成为日军对华罪行的有力证据。最新的著作还有南香红所著《王选的八年抗战》一书和金成民先生所著的《日本军细菌战》一书。

    关于细菌战具体死亡人员的范围，专家学者们认为日军细菌战中的死亡人数不但包括其在实施细菌战过程中直接受害致死的人数，也包括那些由于受到各种细菌感染若干年后致死的人群，更应包括日本细菌部队在进行细菌实验过程中作为人体实验的中国人。这在近十几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已经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