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被害人数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沙东迅、谭元亨在其编著的《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一书中指出：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所被披露的远只是冰山一角，过去称中国有100万人死于细菌战，仅仅是极为保守、大大压缩的数字。因为，在著名的伯力大审判——专门针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被审判的日本军医少将佐藤俊二博士，就因为在广州“无所作为”而被减刑。可50年后，他在广州直接指挥用细菌杀害数以万计的粤港难民的罪行终于被揭露出来，这足以证明这个数字的失真，当时的辩护律师是有过错的。

    崔维志、唐秀娥夫妇历时１０余年完成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一书，揭开了一个尘封近６０年的黑幕：1943年，侵华日军在鲁西制造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根据日军战俘的交代，鲁西细菌战中仅24个县平民死亡人数就达42.75万人。 所谓“鲁西”，源自日军发动这次细菌战的代号“十八秋鲁西作战”，包括当时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第一、第四地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全部。按今天的地域对应，涉及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５个省市。

    郭成周、廖应昌在《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中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军细菌战屠害中国人实证。“荣字1644部队，与臭名昭著的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南北相呼应，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人细菌试验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殃及苏、浙、赣等广大地区。……据1938年至1944年间留存的资料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华北、西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我方军民死亡人数十万之多，仅浙江省义乌崇山一个村，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有405人死亡，其中有19门满门灭绝。”

    云南陈祖樑的调查研究表明，日军在云南进行的细菌战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的最严重的细菌战之一。仅有据可查的保山霍乱和芒市、遮放鼠疫这两次大的细菌战，死亡者就达14万人，而当时的小孩、逃到外省的感染死亡者已经难以统计。在云南直接实施细菌战的有两支日军部队，一支是隶属于日军南方军的冈9420部队，另一支就是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日本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代号“冈9420部队”，该细菌战部队1942年4月1日在新加坡设立，首任部队长是北川正隆军医大佐。资料表明，“冈9420部队”在云南实施细菌战时，菌苗由“731”部队提供，培养细菌的小鼠缺乏时，也从“731”部队调拨。除此之外，据美国“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尹集钧公布的调查发现，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侵华期间，日军在中国云南境内发动的惨绝人寰的细菌战，造成云南六十六个县内霍乱大流行，死亡人数超过二十一万人。

    山西郑爱芝的调查所揭示出的真相是这样的：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号建立了731部队的分支机构——太原防疫给水部，并在防疫的掩盖下进行着细菌实验培养。1941年百团大战结束后，在山西的日军对抗日老区实施了疯狂的报复行动，日军即在所到之处实施“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划定“无人区”，同时在华北地区展开残酷至极的细菌战。仅在山西盂县，日军将带病菌的蚊子、跳蚤、苍蝇等随扫荡四处播撒，并通过飞机撒播毒气弹，从1940年到1944年间，盂县16万人口中患伤寒、疟疾、抓疥等传染病者有11万人，直接患病死去的有3万余人。1945年以后，因后遗症而患上癌症、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死去的人不计其数……

    内蒙古乌兰浩特(王爷庙) 、通辽、赤峰、敖汉、翁牛特、喀喇沁，科尔沁右翼前旗、突泉县、扎赉特旗、开鲁县、奈曼旗、科右中旗都有细菌战史实记载，有“通辽鼠疫事件”等大规模鼠疫流行爆发。仅内蒙古东部区，从 1945年至1948年，共发病47522人，死亡39097人。冉炜君《魔鬼的战车---内蒙古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一书，记载了侵华日军在内蒙古王爷庙制造鼠疫灾难造成该地当年包括军民3000余人、苏联红军近200人及少数未及撤退的日本人在内的大规模死亡惨剧，并将此后连续3年的鼠疫大爆发，致使该城十分之一居民死亡的这一鲜为人知的骇人罪行公布于世。

    谢忠厚《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披露，日军华北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于七七事变后迅即组建起来,其本部隐蔽在北京城内,是侵华日军继第七三一部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这支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除其本部外,先后在天津、石家庄、张家口、济南、青岛、太原、郑州、开封、徐州、包头等16 个城市设立了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的分部,在野战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并与陆军病院配合行动。在日本陆军大本营统帅及石井四郎指导之下,它与第七三一、“荣”字第一六四四、“波”字第八六0四等细菌战部队密切联系,成为日本侵略军队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战略支点。第一八五五部队纯粹是一支披着“防疫给水”外衣的杀人魔鬼部队。在北京和各地的细菌武器工厂中,使用数千名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在华北战场上,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并与“三光”作战相结合,残忍之极,仅1943 年日军在鲁西霍乱作战,就致使中国军民死亡20 万人以上。

    中华民国27年（公元1938年）5月，福建省政府经国民党中央行政院批准，从福州内迁永安。使偏僻的闽北山城，骤然成为全省和东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日军为企图摧毁福建军民的抗战意志，从台湾新竹机场和东南沿海的航空母舰上，多次出动海、陆远程轰炸机，对永安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城区，以及省府重要机关驻地吉山等乡镇，进行长达数年的狂轰滥炸。日机每次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和各种类型的轻、重磅炸弹，疯狂地屠杀我抗日将士和燕城无辜百姓，使当时以土木质结构为主的城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竟置国际公约而不顾，多次在永安城乡投掷细菌炸弹，使其侵略战争的暴行无限升级，造成了疫病大流行，伤亡惨重，至今难以调查清楚。（安孝义：日军在永安动用细菌武器）

    赵焕林等在《罪恶的日本细菌部队》一文中，对日本投降后其细菌战给中国部分地区带来的后果和伤亡人数给与记载。作者指出，“饥饿的人们在日军撤离前炸毁的废墟中搜索着可用的物品和可吃的食物，几天之后，在平房地区的东井子、后道沟、义发源等村屯，陆续有人感染上可怕的鼠疫，接连有人死亡。长春市内及二道沟子、怀德县、王爷庙等附近也发现了可怕的传染病，大量村民因食用日本留下的米面中毒死亡，仅怀德县大榆树村在1945年8月间，就有40多户村民全部中毒死亡，附近村屯亦有400多人传染病菌后死去。”

    此外，日本学者也对日军细菌战造成中国贫民的伤亡进行研究，如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密》一书中用第一手资料系统地揭露了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等地建立大规模细菌战研究基地，利用3000多名中国、苏联等国的战俘和平民进行活体实验的历史事实。

    从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分析看，日本细菌战致使大量的中国人失去生命和感染多种疾病，但其具体而准确的数字需要进行统计，必须具有充分和确凿的说服力，才能使那些至今仍然否认细菌战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害的人在事实面前心悦诚服。

    三、拓宽中日民间和平友好交流之桥

    浙江省与日本静冈县建立友好省县关系已达三十一年。森正孝先生是日本静冈县的历史教师，当年他看到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报道后感到非常震惊，他觉得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历史这门课便教不下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森正孝十几次自费到中国调查，自费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侵略》。更重要的是，森正孝在中国发现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存在，于是开始集中于细菌战的调查。他循着日军撒播细菌的路线，来到了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看到了受细菌战之害到现在仍不能愈合的伤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森正孝先生来到义乌调查细菌战，连结了中日民间维护细菌战史实、为细菌战受害者共同维权的正义事业关系。

    1997年8月，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起诉日本，原日本全国律师协会会长、日本著名和平运动领袖土屋公献先生发动了日本千余家律师事务所予以支持，在全国选拔了234名日本律师，组成辩护团，自费为中国受害者辩护，其中不乏一濑敬一郎、小野寺利孝、高桥融、鬼束忠则、西村正治、荻野淳、松下明夫、中村洋二郎、渡边博、近藤公人、上野胜、前田修、金城睦、佐藤博文等一大批知名律师参与。

    土屋公献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他坚持主张彻底清算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向中国及亚洲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谢罪、赔偿，恢复战争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他殚心竭虑为侵华日军细菌战、重庆大轰炸等战争受害者群体辩护，曾亲自十数次来到浙江义乌、衢州、宁波、杭州、和湖南、上海、南京等地深入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联合举行诉讼工作会议，在日本法庭和国际社会上与日本政府交锋，为中国受害者维权，由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在日本法庭上强调，“我们进行诉讼，目的是给受害者一定的补偿，同时恢复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更深刻的目的是，为了亚洲的永久和平。在日本，作为一名法官，要做出中方胜诉的判决，不仅需要良心，还需要勇气。日本政府只有承担了法律责任，才能使被害者雪恨、才能恢复人的名誉和尊严、进而取信亚洲及世界各国的人民。日本一直没有端正的态度并采取上述有效措施，反而继续对卑鄙可耻的行为加以隐瞒，美化侵略战争，妄图逃避责任，并误以为这符合日本的利益。没有认识到这种卑劣的态度招致了国际社会的鄙视、非难，使自己陷于孤立。如果继续这样出丑，日本将不能成为国际民主社会的一员，不能恢复名誉，不能与世界人民和平共处，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感到自豪，将严重损害日本的利益，并且这种损害是无法估量的。对过去进行清算，大家一起发展经济，我认为这是一条最经济的道路。希望中国民众公开表达自己的感情，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中国的感受”。在他和辩护团的担保、支持与合作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对日本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诉讼，先后四十余次赴日出庭控诉和辩护，终于使日本法院判决确认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责任，引起举世瞩目，影响深远。

    土屋公献先生1923年生于东京市港区爱宕町，东京大学毕业。著有个人传记《弁护士魂》一书，回顾了作者和主人翁土屋公献先生青年时期投身日本海军参战的狂热和无知、战后从事律师事务追求真理和公平正义以及成为国际和平运动翘楚的人生三部曲。作为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加害者，他曾经直面血腥、残酷、悲惨的战争体验，但经过长期痛苦的深刻反省和灵魂洗礼，在大量的法律实践中，使他从一名战犯转变成为了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弁护士魂》的扉页上，录下了他的座右铭:余生为人类和平与生命尊严的胜利而战。其事迹可谓是一部极其珍贵的历史教科书，是当今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的典型之一。2009年9月25日上午7时50分，土屋公献因肾脏癌医治无效，在东京都港医院逝世，享年86岁。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细菌战受害者国际维权，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吹尽狂沙始到金”，日本著名律师一濑敬一郎坚持认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实现真正和平友好，细菌战受害者国际维权的任务仍需要长期进行，要将细菌战受害维权进行到底。他认为，对于细菌战受害者来说，国际维权是一项长期任务，日本辩护律师团坚定地站在战争受害者一方，为和平与正义而战。但是与日本某些势力的斗争，是一个反复较量的过程，有时候可能会失利，但一定要坚持到底。

    日本朝日电视台资深记者近藤昭二坚信日本国家意志对细菌战的隐匿，有关731部队的历史直到现在还被掩盖着。日本政府、军部以及731部队，明知违反国际法，仍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并在中国战场使用，造成了重大的伤害。战争结束后，日本惟恐责任追究到天皇，举国掩盖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犯罪真相，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战后美国调查时以提供研究数据为条件和日本达成交易，使日本政府免除战犯的起诉，掩盖了日本细菌战的罪行。这从保存在美国的记录中可以证实。清算细菌战罪行因此任重而道远。

    日本ABC企画代表团2009年10月在湖南常德、浙江衢州、义乌等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地的“谢罪之旅”，开启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的新窗口。日本ABC企画委员会代表山边悠喜子女士，这位亲身见证过中国抗战风云、曾经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日籍老战士，她以长期从事中日友好交流事业的丰富实践经验，谆谆教诲中日两国人民群众不要做旁观者，要在新形势下进行密切交流沟通。她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的更多人共同致力于达成细菌战受害索赔之共识。她指出，二战期间，日本是“皇帝国家”，日本人民盲从于军政当局的军国教育，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造成了中国及各受害国的巨大伤害和严重损失，日本人民对这场侵略战争是有重大责任的。她主张正确认识、正确对待历史，妥善解决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这个希望要靠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自己来努力实现。我们要从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教训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深受战争灾难的人民的呼声和批评是个优势，人民不会成为旁观者。利用人民的实力和意识，不断教育、鼓励、敦促政府、政治家动议，审查政府、政治家的自身行为。将来中日两国人民要为此密切交流沟通与合作。

    四、维护细菌战史实的意义

    日本细菌战犯罪史实，基于国际政治格局及某些国家不可告人的阴谋，在二战后曾长期被美国和日本联合掩盖，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当年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和其它法庭的一系列审判，未能追究日本细菌战犯罪问题。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以及1978年中日两国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质上也未涉及如何解决细菌战遗留问题。上述事实中突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一个影响和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中日双方政治决定，中日建交联合声明是一个庄严的政治文件。众所周知，在1972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国内极左路线的文革浩劫正登峰造极，而对外则有抗美援越、珍宝岛国家主权之战、中印之战等等影响，加上蒋介石在台湾叫嚷反攻大陆，年轻的共和国可谓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日建交联合声明文件的周恩来总理，不愧为是国际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为中国前进道路选择了历史性的转折方向，赢得了提出建设“四化”的历史机遇。同样地，周总理以他的高度政治智慧，在签署的中日建交联合声明中确立了中日和平友好的决定性原则，即设置的“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的原则和“日本对侵华战争表示深刻反省”的原则，在此两个崇高、正义原则的前提条件下，在声明第五条记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照此解读，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等广大战争受害者作为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日本有义务要与之消弭仇恨，有责任为其洗去冤屈，有必要为其恢复尊严，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友好。而事实上，日本某些政治势力的所作所为正好相反，他们总是通过图谋颠覆历史、掩盖罪行、拒不反省等手段来逃避历史责任和义务，典型的甚至有日本多名首相先后参拜供奉侵华战犯的靖国神社等举动，无异于撕毁中日和平友好的政治文件，挑起中日之间的一场场政治纷争，不断在战争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进一步伤害广大战争受害者。在这些时候，细菌战受害者都有必要汇集自己的正义之音，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制裁日本右翼势力，正告日本不要倒行逆施。

    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十年诉讼，日本法院援引中日建交联合声明判决驳回了诉讼请求。对此，中国外交部曾针对判决先后发表多次声明，指出日本单方面解释、援引上述联合声明政治文件的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要求日本就铁证如山的细菌战犯罪问题，采取对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的态度，予以妥善解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要求日本对细菌战受害者等战争受害者认真履行政治义务的立场，是现实的、严正的、一贯的。细菌战受害者遭受的血腥、残暴、惨痛、屈辱历史，其漫过东海的深仇大恨记忆和控诉，决不允许某些人或某些势力，刻意地以政治、法律的名义， 强迫剥离、掩没和淡忘。

    维护细菌战史实是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基础。毋庸讳言，基于侵华日军犯下的细菌战、毒气战、南京大屠杀、强制劳工、慰安妇等中国受害者一个个触目惊心、悬而未决的犯罪案件，以及中国钓鱼岛、东海划界等一批涉及国家主权的争议，都是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如何解决，适用何种方法，都在触动中日两国的神经，考验中日两国意志。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往往牵一而发动全身，既涉及二战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及战后国际法框架，也影响新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国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意志和行动坚定不移，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清算日本战争犯罪的呼声和行动此起彼伏，未曾停歇。

    提起对日索赔诉讼仍是维护细菌战史实的有效的法律途径。中国法官协会副会长陈春龙教授认为在日本继续诉讼并非无路可走，可以将对日索赔诉讼进行到底。首先，要有真理在手、斗争不息的决心。道理明摆着：如果认为日本法院判决败诉有理，就该心平气和、接受判决、认输收场；如果认为日本法院判决败诉无理，就应坚持真理、继续诉讼、争取胜利。日本不行有中国，一地不行有外地，国家不行有国际，不信晴天白日、朗朗乾坤，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其次，任何法院判决、包括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都不是不可改变的。法院的错误判决，可以随着事实和证据的变化，随着适用法律的选择，作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古今中外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得以平反昭雪的。何况日本最高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法律和证据本身存在重大分歧、争议、矛盾、不实之处。再次，日本法院并未停止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审理。争取正在酝酿中的新诉讼尽量立案，依然存在很大可能，依然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不战而屈自已之兵”的想法和作法是不可取的。2009年2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就日本右翼侵害夏淑琴名誉案终审判决夏淑琴胜诉即是例证。对日索赔诉讼的掳日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化学武器、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等案件，只是整个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应该提起诉讼的一部份，其中还有不少受害人因各种主客观原因尚未提起诉讼。我们应该继续大力宣讲“国家战争赔偿”与“民间损害赔偿”相区别的法理，继续下大力气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深入细致地调查幸存的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帮助他们回忆、整理、收集各种证据资料，录音、录象保存，从物质和精神上关心、救济、扶助他们，并尽快确定其法定承继者，为其提供经济和法律援助，创造必要条件使其尽可能表达主张自已权利、讨回失去尊严的诉求，继续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向日本人民和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人民伸张正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斗争精神！

    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刊文，认为政治解决对中日关系的长远来说，是再好不过了，主张“全面政治解决”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等战争遗留问题。要求政治解决的权利在战争受害者，战争受害者既是惨痛历史的主体，也应该是参与政治解决的主体，他们的意志应该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充分尊重，他们的各种权利应该得到充分保障。

    近些年来，我国领导人和政府发言人多次就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包括民间索赔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把战争赔偿与民间受害赔偿区别开来分别予以对待的原则立场，敦促日本方面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受害赔偿要求。江泽民同志曾于1992年说过：“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对于一些遗留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合情合理地妥善解决。这样有利于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胡锦涛同志在会见出席亚太议会论坛第12届年会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强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日两国领导人要维护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高度出发，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历史问题上，要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凡有利于两国人民友好的事，就多做；凡不利于两国人民友好的事，就坚决不做。2005年9月3日，胡锦涛主席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掠取劳工，蹂躏和摧残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遭受了惨重破坏，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拒绝了180名中国原告就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细菌战受害事实要求日本政府进行道歉、赔偿的请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细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日本政府应以诚实的态度，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认真对待受害者的合理要求，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国家领导人关注和重视细菌战受害幸存等战争受害者这个最弱的社会群体真实感情的体现，都是对正在进行的艰难的受害调查和民间对日索赔活动的巨大鼓舞和支持。与其说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的对日索赔诉求是一部分战争受害者的心声的话，不如说是其背后3500万中国伤亡军民的共同心声。

    纵观历史，当今日本的强大是建立在中国痛苦之上发展起来的。例如，日本曾经强令中国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赔偿2.3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岛（包括钓鱼岛）及澎湖列岛并洞开中国腹地，仅白银赔偿的数字相当于当时（1894年）日本国家财政年度预算收入约四倍。也正因为有这么多额外侵略收入，才更加武装强大了日本，使其成为世界性强国。后来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再度从4.5亿两白银中分得一块，更助长了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敢与美国、英国及太平洋40多个国家为敌的野心和能力。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是战败的侵略国家，日本理应赔偿受害国战争损失。众所周知，过去中国政府是基于日本深刻反省战争罪行的基础上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要求的。例如，1972年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导言第四段开头明文写着：“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由于有了当时日本政府表面上这么诚恳的忏悔态度，中国政府才在该声明第五条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然而，日本政府言行不一，公然欺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他们不但恶意篡改历史教科书，不对侵华史实深刻反省，反而有多位日本政府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祭拜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等14个侵华日军甲级战犯的亡灵。既然日本政府没有遵守深刻反省侵华战争罪行的诺言，在国际惯例法规中应属违约在先，那么中国政府也就不应再受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的约束，而应立即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战争赔偿正义要求。

    总部设在美国的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发表宣言。中日两国地缘相近，毗邻而居，历史文化本有长久的渊源，如果能建立永久和平稳固的友谊，相互尊重，必将福泽两族人民，此诚为中日两国有识之士当努力之目标。不幸日本军阀屡次发动侵略战争，残杀无辜，暴行累累，刻画下民族间的伤口。今天我们应当联合日本人中的正义及有识之士共同来抚平这个历史创伤。近年来日本政客及少数军国主义份子刻意抹杀侵华暴行，以及扭曲并篡改历史的作法，是一种短视且更加挑起仇恨的行为。吾人必须加以揭发，并促其及早更正。日本惟有坦诚正视过去的错误，加上诚挚的道歉和合理的赔偿，才真正地将历史的创伤抚平。揭开历史的真相，可以让未来的日本人不敢重蹈覆辙，同时也警惕我华人子孙应时时存有自强之心。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将代表美国、中国、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大众促使日本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承认二战中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及对邻国造成的伤害，向中国人民道歉，对受害者及其家属作出适当的赔偿，告诉日本人民二战的真实历史，这样他们就不会重蹈覆辙，以致将来再次背负侵略带来的包袱。具体有：1、促使日本政府停止篡改历史教科书，并将已篡改部分回归历史真相，更正所有错误。2、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及两岸政府正式行文道歉，建碑以安慰亡魂，俾永志不亡，并应对受害者提出合理赔偿。3、加强全世界人士对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惨案真相的了解。4、支持各项对日抗战历史的研究，澄清并维护抗日战争的正确性。5、促请中国海峡两岸加强抗日历史的报导及教育。6、支持全世界其他类似性质的团体并配合其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