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传下来后，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他们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说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接着，戚本禹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从这封信中明显可以看出，戚本禹还是想把问题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推，对自己则只说没有看出来王、关是坏人，要负部分责任。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９月７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事实上，在抓了王力、关锋之后，毛泽东此时已对戚本禹的表现极为不满。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当红卫兵知道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满意时，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此前，红卫兵小报对王力和关锋进行批判时，就已经涉及了戚本禹。现在，红卫兵小报对王、关批够了，开始集中火力批戚本禹了。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在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不满５个月的时间里，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
被“请假检讨”之后的戚本禹
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就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了。王力、关锋刚刚被“请假检讨”时，先是在钓鱼台２号楼被分别关押，后又转到西山的别墅分别关押。在这段时间里，王力、关锋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后来，他们被送到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而戚本禹在“请假检讨”后，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因此，戚本禹并没有得到与王力、关锋刚刚“请假检讨”时一样的待遇。他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待遇一开始就不算好。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只是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人们又想起了“王、关、戚”。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他起诉至法院。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４２号”起诉书中列举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信中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１２月２６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支持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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