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７６人。戚本禹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地的党政干部都意识到，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更加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前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他都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也描写了戚本禹当时的傲慢情形，他写道：“到了钓鱼台１６号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三伏天天气太热，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叫‘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了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鲁的印象。”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他从此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的，但并没想打倒刘少奇。然而，戚本禹因掌管中央秘书室，曾看到过毛泽东两次批判《清宫秘史》的谈话记录：一次是毛泽东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说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不是爱国主义影片；另一次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五人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因此，戚本禹决定，就从批判《清宫秘史》入手，发出讨刘“檄文”，打出一个政治信号，鼓动全党、全国人民打倒刘少奇。

　　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初，戚本禹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３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封为“红色买办”。３月３１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５期上发表。出自戚本禹之手的这篇讨刘“檄文”，终于发出了。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１９５０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