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干了不少坏事，因此，在１９６７年８月和１９６８年初中央先后处理他们之后，“王、关、戚事件”便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但是，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关锋却不赞成。关锋说过：“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有一个事实似乎印证了关锋说的这个话：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了１８年有期徒刑。

　　少年得志，受到毛泽东赏识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１９３１年生。父母早年去上海谋生，戚本禹也就出生于上海。解放前，父母供他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直至高中。读高中时，戚本禹很用功。受党的地下组织的影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１９４９年，戚本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戚本禹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工作认真，受到过多次表扬。因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行政上是１８级。

　　１９５８年，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这件事让毛泽东记住了戚本禹。那年３月，就全国来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整风因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在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始整风时，林克、戚本禹等８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为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了，他们就借反右运动批判这８个年轻干部，说他们“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是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为８个年轻干部说了话。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８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此言一出，马上解救了戚本禹等８个年轻干部，也使这８个年轻干部从心里感激毛泽东。１９６２年，戚本禹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又一次挨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受到的冤枉。毛泽东一听“戚本禹”３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戚反映的事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责令田家英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

　　在中南海工作的戚本禹，知道毛泽东爱读历史书，就向毛泽东学习，留心去读历史方面的书籍。一来二去，他对研究历史产生了兴趣。

　　在诸多历史课题中，戚本禹对中国近代史更感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下了很大工夫，读近代史方面的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也试着写一些文章，投给一些学术刊物或者报纸。１９６３年，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４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