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不如留着以往活人的印 象”;“包括亲友在内,都不必举行任何悼念活动,亲属你把毕生精力 都献给人民的事业,便是对死者最好的悼念”;“除亲友外,其他人如无工作必要,一律不要到医院探视,以免浪费比黄金还宝贵的时间”。
1987年10月5日,王力上了手术台,动了大切除手术。他算是幸运的,居然从死神的魔爪下逃脱,活了下来。
不过,他仍日见消瘦。其实,他并未真正挣脱癌症的威胁。一年 之后—1988年10月12日,经查验,王力癌症已扩散,大夫决定对他进行化疗。我初次去看望他时,他正处于化疗之中,身体确实十分虚弱,跟我谈话之际不时打隔。
此后,我一次次去看望他,他有时正躺在床上“打点滴”—静脉滴注,有时精神稍好一些。
他的癌症曾一度复发,又进行化疗。到了1991年夏,我去看望他时,据云癌症已治愈,可谓死里逃生,在家中,他还庆贺了自己的七十岁生日以及金婚之喜。
1992年11月。我飞往北京时,给他打电话,他的夫人便很高兴 告诉我,王力正在南京,准备回老家。
1993年4月,我和妻去北京时,曾一起去看望王力。那天,他戴了顶白帽子,看上去像回民,据云医生关照戴这种白帽子有利于康复。由于身体康复,王力居然能够离京回苏北老家看望。
我曾对王力说:“你一生有两件大事,一定要写下回忆录。一是十下莫斯科,参与中苏论战;二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参与‘文化大革命’。”他表示赞同。
后来,他开始写作回忆录。关于“文化大革命”,他总是说:“我要永远检讨。”他带着负疚的心情,回忆“文化大革命”。他已写出初稿。我建议他用《“文化大革命”亲历记》作为书名,他同意了。我为他编定了此书,他曾复印一份,送邓小平过目。不料,1988年底,由于我的一篇《王力病中答客问》,在中国内地、香港、美国同时发表, 陡地惹起一场“王力风波”,《人民日报》等接二连三抨击王力,于是, 那本已经准备发排的《“文化大革命”亲历记》只得搁浅。
至于《十下莫斯科》,则是写他亲历的中苏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无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时而是邓小平,时而是康生,时而是彭真, 王力始终是代表团团员,经历了论战的全过程,并为此“十下莫斯 科”。在那著名的《九评》中,有五篇是王力独自一人起草的。还有两篇,他是执笔者之一--也就是说,他参与写作了九评中的七评!
病中,王力写了不少诗词。据他说,最初,在秦城监狱,闲着无事,开始对诗词发生兴趣。如今,他选了一百八十首,编成《王力诗词选》。
1995年9月中旬,王力来到上海。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戴一顶如今很少见到的黑色礼帽,那帽子上有一圈白色带子。这是他1956年出访南美时的“出国装”。他足登一双白色旅游鞋,倒是新买 的。他拄一根轻盈的铝合金手杖,是道地的美国货,是他的亲友新近送的。不过,他走路步履轻捷,其实用不着这根手杖,所以他自称这手杖是“道具”。
他感叹地告诉我,已经整整四十二年没有来上海了--当然,当中不包括他当年作为中央大员匆匆路过上海,住在锦江饭店。他在1949年从山东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他在上海工作了四个年头,于1953年冬奉命前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从此离开了上 海。
他说,他这几年仍忙于写回忆录。他躲到北京远郊的通县写作。 他写下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已经由在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来,他又写出了《王力回忆毛泽东》一书,据告打算由山东的出版社出版。在40年代,他曾在山东工作过多年,他的妻子王平权 又是山东人,所以他交山东出版。
他曾从北京来到山东济南,在那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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