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最近发表的关于张宁的那篇《扭曲的虹》，是实事求是的。文章中所写的林彪，符合林彪的真实形象。希望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都能这样。

　　中午12时整，有一位小伙子来喊他吃中饭。

　　我只得告辞。他送我，热情握别。

　　1988年8月27日，我二访戚本禹。房门紧闭，贴着一张纸条， 上书“本室不对外接待”。我敲门，听见“请进”声，便进去。

　　天气已转凉。上次只穿一件汗背心的他，今天穿了一件浅绿色 T恤，白领、白袖口。他一边给我沏茶，一边请我坐下。还是上次那样对坐。

　　戚本禹戴一副紫色秀郎架近视眼镜。我们依然随便聊着，不算正式采访。

　　正巧，《民主与法制》第八期这天发行，刊有我的《张春桥发迹录》一文。我从对门的报刊门市部买了一本送他。

　　他说起了劳动模范杨怀远与作家张士敏打官司的事儿，上海很多作家写了支持张士敏的联名信，他问我签名了吗?

　　我说，我未在五十八位作家联名信上签字。

　　他说:“你有自己的见解，不错。”

　　话题回到了“文化大革命”。

　　他说，一篇关于“二月逆流”的“纪实文学”，胡说八道。1967年2月，当时他在忙于写一篇文章，根本没有去怀仁堂，却把他写在里边。他几次写书面材料，交给领导，提出抗议，结果不了了之，没有给予答复。

　　又如，那篇文章中写及关锋为江青拎包、披大衣，纯属胡编。他对我说:“你见过关锋，关锋会是这样的人吗?!何况，江青出去，旁边有秘书为她拎包、披大衣，用得着关锋起劲?!”

　　他说，怎么可以这样乱写?如果那位作者去找他，他就不理。

　　他提及，关于他的身世，许多文章都写错了。其实，他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1949年，他十八岁，调到北京，在中南海工作。

　　他谈及江青。江青说他太傲，眼睛长在额头，朝上看(他用手势指了指额头)。

　　他说愿意跟我谈“文化大革命”，只是目前未办妥手续，他有压力，不敢谈。

　　他劝我不必着急。他说:“我身体还好，你年纪不大，过两年我们就可以谈。”因为他到1990年初可恢复公民权利。

　　谈及姚文元时，他提醒我:“你别以为姚文元的文章都是姚文元写的!”

　　他说可以找找朱波－－研究哲学的专家，毛泽东对此人很敬重， 有较多的交往。还可以找王力。王力、关锋都有公民权，比他处境好。

　　一个小女孩，七八岁，跑进来。戚本禹不认识她，掏出糖果给她吃。他找糖时，掀起书架盖板，我看见里面放着许多瓶药。

　　今天仍是聊天，彼此更熟悉了。我说，希望以后对他进行采访录音，他说对录音有点不习惯。

　　我谈及我的一位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朋友，他说有点印象。 只是《红旗》杂志社人多，有些人印象已不深。

　　我说，那位朋友告诉我，王力、关锋被停止工作是1967年8月23日，当时他在场。据他回忆，当时由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主持会议，戚本禹宣读中央关于王力、关锋停止工作的批件。

　　戚本禹说:“对，对，是那么回事。”

　　我又说，他被停止工作是1968年1月1日－－是停止工作，不是被捕。

　　戚本禹也说:“对，对，是那么回事。现在，有些文章说王力、关锋、戚本禹同时被捕，胡说八道!”

　　他说，现在整天做些整理资料的工作，事情并不太忙。但整天坐在这间房间里，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都可以看到。

　　我说，所谓“剥夺政治权利”，主要指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至于言论自由权，是指公开对记者发表对时局的见解之类。我找你是谈历史，谈史实，与“剥夺政治权利”无碍。

　　他笑了:“你别太认真。”

　　我请他看看我写的关于张春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