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王、关、戚”，“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 人物。他们都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 “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这个小组是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宣告成立的。 直到1969年4月这个小组的成员们都进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才算结束了这个小组的历史使命。

　　那时，人们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称为“大三”，而把“王、关、戚”称为“小三”。

　　为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我采访了“大三”中的陈伯达，也采访了“小三”王力、关锋、戚本禹。另外，还采访了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刘志坚将军。

　　我早就听说，“小三”一概拒绝采访，连家门都不让进－－他们 在大门上安装了“猫眼”，见了陌生人，任凭你怎么敲门，置之不理。 另外，采访他们，介绍信也不管用，因为他们不接受采访，不管你手持什么样的介绍信。

　　在三人之中，我首先选择了关锋，从关锋那里首先突破“防线”。

　　我能够走进关锋家门，是因为得到了关锋的一位老朋友的帮助。 他当年与关锋曾在《红旗》杂志共事。他说服了关锋。1988年3月3日下午，他陪同我一起去看望关锋。这样，关锋终于接受我的采 访。

　　关锋，这位“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如今真的“关”起“锋”来。 关锋跟我见面时，头一句话便说:“我现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专做蛀书虫’!”

　　确实，他只愿埋头研究老子、庄子、孔子，埋头做学问，但求平静。 在他的那间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桌上是书，桌下也堆着书，我看他坐在那里写东西时，连脚也伸不直。

　　年逾古稀的他，总喜欢戴一顶干部帽，帽下露出花白的双鬓。他爱穿中山装。个子瘦小，气色不错。

　　关锋知道我在仔细地研究“文化大革命”史，走访了很多当事 人，也就“破天荒”地跟我谈起了“文化大革命”。

　　他说:“这几年来，今天我是第一次谈‘文化大革命’，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文化大革命’。”

　　我拿出了录音机。起初，他不同意录音。我再三解释，用作资料，录音比笔记更准确。他终于破天荒地允许我录音。

　　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跟我聊了起来。我发觉，他非常健谈。谈 着谈着，兴奋起来，摇晃着腿，藤椅发出吱咯吱咯响声。他有时双臂交叉于胸前，有时把袖子抨起来，再放下来，又抨起来，又放下来……

　　我们聊着，他的妻子周瑛则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偶尔，她插一两句话。她不住地抽烟，烟瘾颇大。关锋原来也是“大烟囱”，后来下决心戒掉了。他居然在妻子天天吞云吐雾面前，毫不动摇，一支烟也不抽，连酒也不沾－－在这方面，他向陈伯达“看齐”。

　　我先是请关锋谈自己的经历。

　　关锋其实并不姓关。在中共党史上曾有过另一个关锋，那人真名叫贾拓夫。在西安事变时，贾拓夫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做了许多秘密工作，化名关锋。贾拓夫己于1967年去世。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本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庆云县，因此他也曾用“庆云”作笔名。他比王力大两岁，是“小三”中最为年长者。

　　1933年，十四岁的他，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他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1939年起，改名关锋－－那“锋”字源于他的原名玉“峰”。

　　他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1950年出任中共山东分区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两年后成为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中共 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在山东成立，他担任副校长。

　　对于关锋来说，1956年借调到北京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是关键的一步。

　　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和王力、姚文元等作为左派新秀崭露头角。那时，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