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当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北京创刊，关锋调往那里。不过，他并不编《红旗》，却是负责编内部刊物《思想理论动态》。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少的刊物，但毛泽东却每期必看。关锋编这刊物，使他对中国思想理论动态一目了然。半年之后，他调任《红旗》编委。

　　我问关锋，他是怎样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这个问题引起了关锋的兴趣。关锋回忆道，那是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

　　那时，关锋常喜欢写点杂文、杂谈之类，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有一回，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一 文，文末提及“中国哲学史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不料， 每日翻阅各报的毛泽东，竟很仔细看了此文，毛泽东为关锋的文章写下一段批示。由此，关锋声誉鹊起。这，诚如姚文元最初是因在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嘱《人民日报》在头版予以转载；张春桥则因《解放》半月刊1958 年第六期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被毛泽东看中，亲自为此文写了编者按，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不久，关锋出任《红旗》常务编委。关锋成了响当当的左派。

　　不过，使笔者感到意外的是，谈及姚文元的揭开“文化大革命” 大幕的那篇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关锋竟说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关锋说，他是从《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时，才读到的。最初，他并未意识到此文来头不小。这样，当《文汇报》驻京记者找他谈“读后感”时，他居然将此文当作“学术论文”谈了一通看法。

　　后来，当关锋和戚本禹知道姚文元文章的背景，这才“急急如律令”，连忙在北京抛出支持文章，与姚文元南呼北应。这样，关锋、戚本禹也就加人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当“中央文革 小组”成立时，关锋、戚本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 由此跃为“文化大革命”大员。

　　关锋跟我说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说了一段从政治上严厉批判《海瑞罢官》的“最高指示”的来历。

　　关锋说，那是1965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 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9时一直谈到12 时。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 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红旗》杂志1967年第六期社论。）

　　据关锋回忆，1965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五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五人谈话。

　　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绳、艾思奇、田家英于1月中旬飞抵杭州。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