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当天上午，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当时我就在门口站岗。我戴的有枪套，可没有把枪放在枪套里，而是插在腰间皮带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时，张学良还拍拍我的肩膀，告诫我说：“把枪装进枪套里，不要别在胸前，你们给委员长送东西时，委员长把你们的枪拔去自杀了怎么办？”我赶紧按张学良的命令，把枪装进枪套中。紧接着房间里就传来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争执声。

　　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的声音说(好像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

　　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负责看押蒋介石的人轮换班。我那一班人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子明，另一个就是上官克勤。

　　一次，蒋介石叫卫兵朱子明说，想以私人关系借两毛钱，买点糖吃。朱子明就让我去拿，我找到王华亭副官说明情况，从大厨房里拿来了一包糖，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蒋介石面前时，他却坚决不用，说借两毛钱是私人感情，决不想沾张学良和杨虎城军营里面的公用物品。我们退出来将情况反映给王华亭。王华亭说，你们也真笨，找点纸，包一点糖，就说是用两毛钱买的不就行啦。我们依言照办，蒋介石果然没再推辞，将糖放入水杯中喝下。

　　“双十二事变”之前，十七路军里就有许多共产党员，杨虎城虽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却一直与共产党员交往密切。在我见到的人中，就有宋绮云、孙蔚如等共产党的干部。

　　我在看押蒋介石期间，还见到了周恩来。当时我奉命警戒，来了一辆小卧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另一个全副武装，腰挎短枪，手拿公文包，像是随从副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接过名片一看，我才知道是周恩来。我立即将名片交给升娃(杨虎城的勤务兵杨鸿升)，随即杨虎城亲自出来迎接了周恩来。

　　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西安事变

　　萧赞育时为蒋介石侍从秘书，他从一个侧面回忆了自己亲历的西安事变。

　　1934年春，蒋介石秘书邓雪冰（文仪）来信，要我在南昌行营政训处副处长及侍从室侍从秘书二者中作一抉择，以便报请蒋介石任命。我考虑后决定就任侍从秘书，大概3、4月间到南昌报到。

　　不久，侍从室改组为第一、第二两个，晏道刚任第一处主任，陈布雷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管总务、参谋、警卫，第二处管文书、速记与研究，我专任侍从秘书，编制属第二处，而直接承办蒋介石指示交办事项及随时提出报告，实际上是独立性质。我手下有一书记、一工友，平时承办业务，举凡军校同学个人或单位负责人、力行社及所属有关同志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事项，凡由我转呈者即由我请示后答复。此外，蒋介石若有远行，我们都随侍左右，每到一地，辄有军校同学或地方党政官员呈递报告，或要求请见，即由我向蒋介石呈报转达，有些地方，蒋介石尚未到达以前，派我们先行前往联络。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50岁生日，发表“报国与思亲”文。11月13日，蒋介石登嵩山，我们偕行。大家曾在古树汉柏前摄影留念。游嵩山后，我们便于12月4日抵达西安，下榻华清池。

　　事变发生的前两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许多游行请愿的学生，在马路上呼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