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

　　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汉奸、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被迫出国。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38军，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手段对付十七路军。

　　杨虎城卫兵眼中的西安事变

　　现年91岁高龄的王志屏老人，西安事变时任杨虎城的卫士，他的回忆首次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王志屏，祖籍陕西省兰田县人，与杨虎城同属三秦老乡。1935年7月，他参加了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教导营，当了几天普通士兵后，就被调任教导营勤务班任班长。1936年初，又被选调到杨虎城的卫士队，负责杨虎城公馆周边的保卫警戒工作。

　　王志屏回忆说，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我在西安皇城新城大楼内负责守卫，当时突然停电了，我刚想问是怎么回事时，杨虎城的随从副官王华亭赶紧上前制止，不让管这事儿。然后卫士队进行了分工，我被分在新城大楼的楼后进行守卫。

　　12日早晨，我和卫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将来新城大楼，我们被命令守卫在新城大楼门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门口，我站立在偏门口。原以为客人要从正门进，谁知来客却走了偏门，当时一见到那个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客人正是蒋介石，当时他穿着长袍，脚上没穿袜子，光着头，也没戴帽子。他的身边还有几名卫兵紧紧跟随，看到他走来，我下意识地敬了一个军礼，只听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话因为说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