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张发奎也感到叶挺、贺龙的部队不稳定,他们一方面下令调叶、贺部向德安一带集中,同时,令第二方面军其他部队从九江自北向南,第五方面军从南昌、樟树自南而北布防,形成对叶、贺部夹击之势。另一方面又准备召集叶、贺赴庐山开会,企图施以拉拢或威逼,以便控制这两支部队。
7月23日左右,贺龙率部到达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去还是不去?在这危急关头,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由庐山赶至九江,在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与叶挺,贺龙碰面。贺龙后来回忆说:
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件,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8月7日)
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第二次“谈话会”,提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
当时谭平山恰好也在九江,于是他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试探贺龙的意见,并获得了热烈的回应。鉴于贺龙对南昌起义的积极态度,7月24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在九江举行第二次“谈话会”,进一步讨论南昌暴动事。军事方面,提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求意见。
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偕陈赓赶赴九江、南昌布置起义准备工作。7月25日,周恩来在九江召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开会,在会上,周恩来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并决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由邓中夏将详细计划带回武汉报告中央,其他人即从各方面加紧起义的准备。
正当周恩来等在九江做起义准备工作时,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张国焘被迫放弃了起义“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的主张
为慎重起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于7月26日下午开会,讨论南昌起义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在对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后,确认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于是派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
7月27日,周恩来经九江到达南昌。李立三回忆说:
根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组成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同志为前委主任,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张国焘和我为前委委员。(《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当时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前委遂改定于三十日举行暴动。
7月29日上午,前委接到张国焘自九江连续发出的两封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7月30日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上,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强调“慎重”,主张暴动“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张国焘的这些主张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反对,尤其反对以张发奎同意与否来决定是否发动起义的主张,争论长达数小时之久。31日晨,又开会辩论,大多数人仍坚决主张发动起义,吴玉章回忆说:
周恩来、恽代英等多数同志都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意见,认为我党应独立地担负起义的领导责任,不能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更不可依赖他。(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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