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但是，在反革命的大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和火的语言，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关于南昌起义的历史资料，散见在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为纪念南昌起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在此以起义亲历者的回忆资料为依据，再现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

　　“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7月12日在汉口进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决定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随后，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汉口转移到武昌，在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粤赣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并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赴江西九江，准备“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张发奎时任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十一、二十军)，他曾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与共产党人有过较为坦诚的合作。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张发奎对于继续以“东征”的旗号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争夺地盘并不积极，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唐生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也是出于本身利害考虑。当时的两湖地区已为唐生智把持，江西是朱培德天下，河南被冯玉祥占有，而他却无任何地盘可言，因此张发奎打算“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50页)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80页)同时决定把由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由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以及倾向革命的贺龙第二十军，从武汉、鄂东一带向九江、南昌集中。

　　在发觉张发奎态度“犹豫与右倾”之后，李立三等在九江开会，认为“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到达九江后，发现情况有变。对此，李立三后来回忆道:

　　朱培德之三军移驻彰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原件字迹不清)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而在唐生智、朱培德等部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张发奎也开始明显右转，因为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分共”，要么反汪，他最终选择了前者，并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