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批评似是而非。一个宗教学的常识是，造寺庙不等于搞迷信，何况普乐寺的建造具有合法审批手续，而郭凤莲的儿子信仰什么也是他的自由，即便郭凤莲也无权干涉。更要命的是，这种批评，再度把“不信马列信观音” 的双重信仰关系，置于二元对立的冲突场域。它不仅把宗教与迷信、宗教信仰与权力政治搅混在一起，而且把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看作是当代中国最危机的事情了。

　　实际上，大寨人的信仰变迁，以一个象征形式充分展示了中国信仰的特殊结构，这就是政治信仰与民间、宗教、私人信仰的层累积成，它们并非完全、简单的对立和矛盾。当政治信仰一统天下的时候，这种私人的、扩散的信仰，固然没有选择和表达；但是当政治信仰不再一统人心之时，它就会自发地从中萌生，私下选择，自由表达。

　　此时此刻，如果中国人还是局限在固有的精神铁桶之中，怀念昔日那种强制性神圣秩序，那么他们就会把这种人生信仰的私人选择看作是一种危机，把这种多元化的信仰看作是当下各种中国问题的始作俑者。

　　其实不然。私人信仰既无伤大雅，亦曾有补于公共权力秩序的建构。古往今来，无不如此。特别是伴随着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能够把个人的人生信仰与政治信仰、国家信仰予以制度分割的时候，三者更应相安无事。因此，危机的不是中国人的信仰，而是如何面对信仰的公共权力、以及不分公私信仰的固有神圣秩序。

　　笔者近日评阅一篇博士论文时看到一则实例，恰好发生在全国学大寨的神圣时代。东北某山庄，学大寨、造梯田，不得不炸毁了村民们敬奉为山神的青龙、白虎石，从此阻断了村民们表达人生信仰的传统路径，使村民的精神生活承受极大伤害，很多青年人不明缘故地先后死去。改革开放之后，村民们一致要求恢复对山神的敬拜，重新祭奉这块青龙、白虎石。但村长和村支书因手中有权而不敢有所作为，只能由村里的老人会出面，重建了这一传统信仰，稳定一方水土。

　　这是民间组织打造民间信仰、安定社会的一个典型，同时也印证了民间、私人信仰的社会意义。没有信仰，反而会构成危机。只要是人们共同选择的信仰，无论它是民间的还是私人的，它们亦能建构一种神圣秩序。一名大寨妇女对我说，为了求子，她一直在家里藏着一座平安辟邪神像。她的解释是：毛主席又没说不让辟邪啊。

　　社会信仰缺失

　　权力类型和经济发展决定了宗教和信仰的兴衰，这是当代中国宗教、中国信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象征资本、经济资本建构宗教和信仰，其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使国家、市场、个人全身心投入；然而社会缺席，缺少民间组织、缺少信仰群体、缺少社会团体。

　　于是制度宗教和私人信仰都不得不依附于市场，或依附于国家权力，以至于宗教不像宗教，信仰不像信仰。其间夹杂了太多的政治、经济、甚至是权力的因素。所以，宗教、信仰不得不走世俗之路，而政治、经济、权力却得以再度神圣化。

　　大寨普乐寺就与此类似。它如果是大寨人的信仰共识，由民间组织集资而造，问题就小多了。关键的问题是，它是私人资本，使用集体土地、借用公共权力。缺乏了社群的支持，普乐寺当然无法落地而进入民间社会，只能悬空在公共权力和经济资本之间左右摇晃难以自主，所以才会遭至这样多的批评和非议。这与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神圣、使用权力打造的意识形态信仰典范，关系微妙，值得琢磨。

　　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大佛教，小信仰”。大佛教，国家、企业、私人的多方经营；小信仰，即把个人信仰无限放大，借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放大。于是，在此大佛教和小信仰之间，粗暴地嵌入了放大信仰的“中间逻辑”，导致私人最得益，社会再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