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信仰是永贵大叔用一把镢头挖出来的。何以为继？值得用镢头继续耕耘的土地早已所剩无几了。至于大寨信仰模式，亦非铁桶一个。永贵大叔去世前，就已看好虎头山半山腰上的3块石头做墓地，“别埋在狼窝掌，那地方不好。”而这块墓地，他的穷哥们也早已偷请风水先生为他相好了。

　　事实上，大寨人之中的佛教徒本来就不少。郭凤莲的儿子贾小军皈依佛门之前，曾陪母亲一起到浙江天台国清寺做佛事，这给了贾小军最直接的佛教影响。此后5年，贾小军生意越做越大，佛教信仰亦日益强化，进而发愿要在大寨建一座大寺院。于是这个铁姑娘的后人成为了普乐寺的创始人和大护法。

　　经济搭台，宗教唱戏

　　贾小军可说是一身三任，集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宗教精英的资源为一身。他的投资行为，当然也可理解为政治、商业、宗教等三方资源的整合利用。然而，这一投资行为的宗教社会学意义却不局限于此。

　　虽然虎头山的土地为大寨集体所有，但普乐寺属于个人投资，表达为自由的个人信仰。时代变了，赚钱已经成为个人的事情，信仰亦随之变为个人私事。因此，个人信仰与个人投资，如同借庙挣钱、用钱建庙，在佛教信仰与经济资本之间建构了一种殊胜的交换关系，此乃大寨信仰、以及当代中国信仰的一种特别模式。

　　这一模式，虽常遭至世人批评，但它最值得关注的，是祛除了“文革”那种强制性神圣化的权力信仰关系，进而借助经济选择关系建构了一个可供个人自由选择的精神空间，使个人可以选择信仰或不信仰。它说明大寨人已经走出了强制性神圣化的“文革”传统，普乐寺也许就是一个象征，隐喻了大寨信仰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变迁。

　　打造普乐寺，属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运作逻辑。面对大寨这个红色偶像，这种以利益驱动为基础的多元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强制性神圣秩序的固有约束，顺应了经济资本的外在要求而建构了另一种信仰模式：通过利益选择而自由表达个人的宗教信仰。

　　经济力量改变了中国，同样也变迁了中国人、大寨人的信仰模式。这是一种社会力量的整合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对于中国信仰的变迁功能，还值得学界继续观察和跟踪研究，但它借助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行动逻辑，其运作方式也有可能变迁为经济搭台、宗教唱戏。

　　所以，忧虑的不是谁在造庙，而是这座寺庙的发展如何中规中矩，如法如仪，如何给大寨人的共同富裕与多元信仰带来益处？最令人担心的是，普乐寺会不会因为私人的投资而逐步变质为大寨村的“郭氏大庙”，变成私人的寺庙。

　　危机的并非信仰

　　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式，多有“精神走私” 特征，往往能够在神圣高压的语境中持续不衰。这是中国人尤为独特的精神活力，既容纳强制性信仰，亦能私下互补，偷偷信仰，各行其是，各尽所能。所以，公共权力秩序对这种精神走私型的信仰模式，听之任之，其权力代言人也常常乐此不疲。它所顾虑的，是那种经由无数人的信仰及其共识而自发自主建构起来的制度宗教。

　　大寨人造大庙，大抵上是一种精神走私与个人投资的相互结合，与公共权力无涉，犯不着危言耸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陈永贵。”此言过矣！当然也犯不着去折射大寨人的信仰危机，中国社会最危机的，并非这种私人信仰，大寨人自己就没有这样的危机感。

　　最激烈而有代表性的批评，应当是网上针对郭凤莲的一些文字。这种批评，直接指责郭凤莲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应当是唯物论者，应当相信马克思主义。为此，她不能支持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