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农村世界进进出出，从过度介入到荒疏。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终于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时代，但是，与前两次乡村世界的变革相比，对于新的农村革命，农民面前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让亿万农民们选择，大邱庄会比大寨更有市场吗？辽阔的中国农村有几个地方拥有大邱庄的机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

　　记者在大寨走访的最后一家农户是贾进才家。离开的时候，8岁的贾彤彤在窑洞里看电视，她的爷爷贾进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房间里挂满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照片，以及爷爷奶奶跟周恩来、邓小平、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但贾彤彤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她被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家有儿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欢里边的小胖墩，喜欢他们家里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

　　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依然保有田园色彩的大寨还是完全工业化了的大邱庄？记者离开两个“天下第一村”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执著于立刻获得唯一正确的答案。两个村庄共同的问题是，村里读过书的下一代，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

　　心灵史：大寨造大庙

　　很多前往虎头山重寻“大寨精神” 的游客，对“大寨村＋普乐寺”的组合，有点难以接受。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人定胜天、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而非祈求菩萨保佑的佛教关怀。更厉害的批评是，寺庙挺进大寨，导致了大寨的沉沦和信仰危机，而且，普乐寺还是郭凤莲的儿子贾小军一手修建起来的——尽管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一再强调，普乐寺仅是大寨旅游的延伸，它可使游客在山下看到艰苦奋斗，在山上欣赏到历史传说。

　　自毛泽东在1964年称“大寨是中国农村的一面旗帜”，踏足大寨之中国人就络绎不绝。主席一声号令，“全国学大寨！”大寨作为中国理想的典范和圣地，由此走向极端，被推向全国各行各业。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本是大寨精神的原型。然而当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变质为改造人心时，大寨精神就发生了异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根本目的，已不是吃饱肚子，而是人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了。

　　“唯有自力更生，方能实现人心革命化。”陈永贵的农民意识，与“文革”理念有着巨大的亲和力：人变、地变、产量变，关键是人变；斗天、斗地、斗灾害，关键是与人斗。这才是大寨精神模式的本质，当年大寨村头的大柳树下、饭场里的斗私批修，当时的中国人谁不知晓？一句“自力更生”的口号，复制了多少中国人的革命信仰？

　　如同庙里菩萨是香客拜出来的那样，大寨亦是“文化大革命”打造出的大寨。这场特殊的革命，成就了全国学习的大寨。因此大寨精神的实质，即是以农业搞政治，以自然经济建构乌托邦，以自力更生的方法不断复制出中国人认同的农业社会和乌托邦信仰模式。

　　在此模式之中，信仰认同于政治，象征着道德权力的无比威严，经由国家、集体、农业经济、个人崇信的层层打造，大寨信仰模式已累积成为一代中国人固有的信仰结构，难容自由选择。因为这一缘故，大寨精神被看作与佛教信仰格格不入，正如网络上为大寨人叫屈的人所说：“为什么只允许其他地方造庙，不允许大寨修庙？”

　　也许也因为这个缘故，当我走进大寨村，希望了解大寨普乐寺时，大寨村里的导游充满了戒备，担心我会给大寨再找茬儿。我不得不频生疑问：中国人对大寨及其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