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使人感到危机的，是这种“小信仰”的运作方式。它们一旦遭遇那种能把私人信仰加以无限放大的中间逻辑时，所谓个人的、自由的信仰，就会变形、变质。它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可以选择无数的私人信仰方式，但是，这种选择越多中国人之间的个人差异就越大，个个都是自了汉，人人皆为小乘教，始终无法建构整个社会的神圣认同。
其实，中国人缺乏的不是信仰，而是缺乏一种能够使中国人基于自由信仰、建构一种真正的神圣认同及其价值共识的模式；不仅仅是个人有了信仰，而是如何去共同地信仰，建构一种合法的信仰群体、组织认同的信仰结构。中国人最缺的，不是个人的信仰，而是“社会的信仰”，缺的是一种身处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信仰模式。
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告诉人们，之所以如此，既不是信仰出了问题，亦不是宗教出了问题，而是它们之间的建构逻辑应当转型。在社会缺失的背景之下，“小信仰”一旦做强做大，其中就会出现宗教陷阱。神圣资源的提供和配置不合理，从私人信仰到制度宗教的中间逻辑过分强大，加上多方经济利益的参股经营，自然就会造成中国人特有的“信仰不公平”、甚至对信仰无法认同、信仰不可信任的劣变。
否则，中国人的信仰依旧还是非理性的、没有社会效应的巫术式信仰，永远不能成为社会认同的信仰、或宗教中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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