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民国4年（公元1915年）的一份《周济渠履历表》记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周济渠“奉直隶勤业道委充水产股科员”；民国3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济渠任奉天“铁岭税捐征收局局长，12月到差”。民国5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铁路局秘书”。铁路运输业在当时还是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到铁路上工作后，薪金也高得多。周济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后，也经常给四弟周贻赓和侄儿周恩来提供帮助。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时，周济渠也向侄儿周恩来提供过不少资助。

　　“五四”运动爆发后，从日本刚刚归国的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这时，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却正因为没有处理好学生运动而被迫去职。周济渠既是钱能训的妹夫，又是周恩来的伯父，当时又在天津供职，他深为侄儿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要参加乱党”，由于他和钱能训的这层关系，也使他处于两难之中，曾提出要以登报声明与周恩来脱离叔侄关系相威胁，可事实上，他又千方百计地帮助周恩来。

　　1929年，周济渠调南京任津浦铁路总务处文管课课员。1934年他的妻子钱馥兰过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顾，便退休到武汉与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周恩彦一家同住。两年后病故于汉口，时年63岁。第二年，周恩彦遵其生前遗嘱，将其灵柩水运南京，与妻子合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时曾提到1910年那次离家的事：“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因此，可以说，周济渠1910年将周恩来带出淮安这一无意之举，却成了影响周恩来一生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