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部分是来自部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有干部也有战士。负责人是学部的杨永志和中办秘书局档案处的钟仲。他们此前的两大任务是搜集出版刘少奇的著作和言论,供批判使用,还有就是编辑发放范围很小的内部刊物《大批判》。我们到来不久,他们编印的灰色封面多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出版,存放在甲楼东北角的一间房子里。
大概是基于“工农兵占领理论上层建筑领域”的指导思想,要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所以部队的同志大多来自基层,他们待人诚恳,作风朴实,但文化程度较低,文字能力不高,在工作中困难不少,有时还会闹出笑话。我听说,在整理刘少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时,需要增添一些标点符号,以便文通字顺,较好地表达原意。但是,一名参加这项工作的战士想不通。他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有标点符号,如果刘少奇的讲话也加上标点符号,让他和毛主席享受同样待遇了,这不就抬高他了吗?
我们来到甲楼的第10天,8月7日,王力发表了后来被人称为“王八七”的讲话,王力、关锋倒台。几天后,学部的同志撤出,回单位参加“运动”。不久以后,戚本禹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撤消。到1967年的秋后,甲楼里只剩下钟仲、江涛、我,以及部队的3位同志。
精读毛选顺阅名著
政治形势暂趋平稳,工作人员相对固定以后,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和部队的一位同志到永福堂接管了田家英同志那里的材料。在进入冬季的一个寒冷日子里,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接管了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以后至1962年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在中央警卫团的押送下运入中南海,放置在甲楼南面中间的屋子里。编辑《毛选》五卷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甲楼的组织改称“材料组”。我的主要任务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看管有关的图书资料;联系秘书局印厂和收发室,印制文稿,收发信件。
不久,中央开始着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选编工作,地点在怀仁堂,参加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这件工作刚开始时,康生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接见过工作人员。每天晚上,这些人在怀仁堂阅读我们提供的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然后决定哪些文章入选,哪些文章不入选。每次会议的情况,都反映在一个名为《天天读》的简报上。但是,没有多长时间,选编工作就停止了。
1968年春天,中南海各单位响应毛主席“种花没有用,种菜可以吃”的“庭院革命化”号召,挖掉花草,在花圃和草坪上大种蔬菜瓜豆。我们这些无事可干的人有事干了。来自基层部队的同志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脏活儿重活儿抢着干,赢得了周围的人的赞许。我们种的蔬菜获得了大丰收。
工作停顿了,何时恢复没有期限。后来,基层部队的同志回原单位了;江涛回警卫二处上班了;很多时候,钟仲因为秘书局有事也不到材料组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甲楼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工作,也只剩下保管文书档案这一项。
远离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其他事务的纠缠,身边又有那么珍贵、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图书,这对于我这个书呆子来说,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机。当时甲楼存放档案的地方,不是库房,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这里没有防虫、防潮、保持恒温的设施,也没有空调、电扇,只有一支温度计和一支湿度计,没有防护工具,文件装在书套里,书套放在铁柜里,铁柜放在地板上。为了防潮,需要多开门窗,但要防止虫子进入;为了防霉,需要多开书套,翻晾文件,但要严防磨损。这样一种近于原始的工作方法,使我有机会反复接触毛主席这一时期的文稿原件。我还浏览了一遍《刘少奇言论集》,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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