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给主席寄去《李自成》

　　姚雪垠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著名作家，他原名冠三，1910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邓县。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开始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小说。抗战爆发后，曾辗转北平、开封、汉口、四川等地，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和教学工作，并发表了《戎马恋》、《崇祯皇帝传》等作品。建国后，在上海大厦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文学院代理院长，后迁居武汉中南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57年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下放到武汉郊区的东湖农场劳动改造。

　　《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秋天出版后，在当时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称赞者说它是“一部结构宏伟、规模浩大的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贬斥者说它“歪曲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领袖”，歌颂牛金星是“歌颂姚雪垠自己”，甚至还有人联系他的“右派”问题加以批判。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李自成》持肯定、称赞的态度。姚雪垠工作之地的武汉市委顶住来自全国的反面批评，公开表态，组织文章支持姚雪垠。

　　在艰难时期的姚雪垠既受到鼓舞，又对那种上纲上线的非正常化批评很不服气。他大胆地想到了一向关注文化艺术的毛泽东主席，很想请他看看这部书，便同妻子王梅彩从武汉邮局把《李自成》给毛泽东寄去了。寄书时，他碰到的一位熟人说，主席那么忙，未必会看你的小说。姚雪垠自信地回答：“我看会的。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他给毛主席寄去的那部《李自成》，主席不仅收到了，而且在国事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认真阅读了，并对小说和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爆发，冲击一切，《李自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造反派还给武汉市委贴大字报，“控诉”市委曾经压制过他们批判《李自成》的文章，保护姚雪垠这面“黑旗”。然而令姚雪垠奇怪的是，造反派到他家来了几次，却没动手抄家，他本人也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1966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突然对坐在后排的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说：“任重同志，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毛泽东说，“你们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已看过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这样，姚雪垠才躲过一劫。当然他并不知道毛主席救他的内情。

　　毛泽东病中批示再次保护姚雪垠

　　那时，毛主席的保护虽然使姚雪垠躲过了抄家和皮肉之苦，但写作已是十分困难了，姚雪垠1970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他听说了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出面保护他的事，于是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共武汉市委写了一封信，请求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继续让他写作《李自成》。

　　1972年春天，他接到了武汉市委召见他的通知。那天，姚雪垠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入市委办公室，接待他的一位负责同志热情地与他握手，说：“你好！我正等着你。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谈吧！”“今天来，主要是想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市委能够支持我继续创作《李自成》后几卷。”姚雪垠见这位领导很认真，就大胆说，“在1965年以前，我已写完了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李自成》第二卷，大约有60万字，但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就不得不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创作。前不久，我才听说毛主席有指示，要对我加以保护，让我把书继续写下去。但至今，毛主席的指示已过去了近6年，我却没有继续写《李自成》。为此，我特提出这一要求。”那位负责人说：“你提得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要求。本来，前几天接到你给市委的来信后，市里几位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