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写了检查，但江青和康生还是没有放过陈伯达。他们在背后又搞了一个关于陈伯达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材料。材料的历史部分，认定陈是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派。他们不久将这些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

　　接着，陈伯达的问题升级了。1971年上半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扩大传达”至全国基层党组织，陈伯达也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的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陈伯达的问题被进一步升级。他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原来陈伯达只被禁闭在家里，“九一三”事件后，陈被押送到秦城监狱。他一见牢房中的情况，便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于是他向看押人员高声喊叫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请你们转告毛主席。”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陈伯达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便逐级上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1948年，毛泽东曾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毛泽东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毛泽东的住所，被陈伯达等发觉，陈急忙跑到毛泽东住处去叫毛泽东转移，从而使毛泽东幸免于难。1971年陈伯达在狱中的这一声高叫，就是叫给毛泽东听的，就是向毛泽东提起历史上这件事。他认为，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就会回忆起往事，心中就会明白：如果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在那个时候，是肯定不会去救自己的。

　　这次陈伯达想对了。他情急之下这一声高叫，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变了他晚年的命运。毛泽东对陈伯达与林彪搞到一起、鼓吹“天才论”、为林彪篡党夺权服务等罪行还是要批的，但他是个念旧的人，他要保护陈伯达的生命安全，保障他的身体健康。因此，毛泽东决定，关押陈伯达，但要给陈伯达以较好的生活待遇。不仅如此，从那之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批陈整风”转向了“批林整风”。批判陈伯达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刊上逐渐少了。陈伯达虽然仍被关在秦城监狱，但他的生活待遇却是很好的。监狱方面让陈伯达一个人住一座三层楼，在这座楼内，他可以自由走动。给他安排的伙食也很好，有书报看，还允许工作人员替陈伯达从家里拿一些书籍到秦城监狱来。在外面，批判陈伯达的风潮逐渐平静下来了，陈伯达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隐居状态。

　　保外就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简称“两案”）。在重新审理中，对于如何处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当时，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罪大恶极者，应当处以死刑；一种是主张将他们当作政治犯，不予审判；一种是认为他们既然触犯了国家法律，就应该公审，但对他们应该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当时的中央领导采纳了最后一种意见。

　　“两案”中，陈伯达是个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是这个集团中的主犯。但他是个文人，1970年就被隔离审查，没有参与林彪集团后来搞的政变和谋杀等活动。林彪自我爆炸后，他已被关进秦城监狱，没有参与“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因此，他的问题有特殊性。但他毕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