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药管理局的架子很快就搭起来了，办公场所等相应的配套设施也有了。江一真审时度势，又主张把它划出去，成为卫生部代管但相对独立的机构，以利其自身发展壮大。国家医药管理局从卫生部分出来后，胡昭衡担任局长。此后，其局长均由卫生部副部长兼任，但在行政上则与卫生部平行。国家实行医、药分家后，现在直属国务院，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谭云鹤曾说：“成立国家医药管理局是为了实行医药合并，后来分出去，是为了壮大发展，再后来几经改组，变成现在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药的合与分，都是适应形势的。但成立国家医药管理局，主要是江一真的观点和功劳。”

　　江一真在任卫生部长时的另一重大建树，是设法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取得了联系和沟通。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江一真在北京与世卫组织总干事马勒举行会谈，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卫生技术合作的备忘录》。这项协定，对加强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卫生工作及其他方面，与国际进行技术合作，发展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贤者让贤，主动提议让钱信忠接任卫生部长

　　江一真就任卫生部长后不久，马上前去拜访米勒、马海德等外籍医生，连他们的家属都熟悉了。他给米勒夫人中村京子的第一印象是三个“特别”：特别朴素、特别随和、特别诚恳，言谈举止完全没把他们当外国人。江一真初次家访，就让同样从事医务工作的中村京子消除了紧张和隔阂。中村京子深情地回忆说：“我听米大夫和马大夫说过，江部长在延安、在白求恩医科学校时，对白求恩、柯棣华、傅莱等外国医生，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到北京后，他称马海德大夫为老马，称米大夫为老米，称我为中村，让我们称他为老江。我也见过不少部长、医院院长，感觉谁也没他那样好接触，让人感到亲切，无须顾虑，无须设防。他脑子里好像没有中国人、外国人的概念，有的只是自己的同志。他是个挺慈善、特别慈祥的长者，是好同志、好领导。”

　　米勒在北京医学院任副院长时，想建一个Ｂ型肝炎实验室。江一真就此项目的可行性亲自作了调查，认为极有必要，马上给予支持。对米勒提出的建议方案，江一真都会认真考虑，过几天绝对答复。可以，不可以，他都会解释清楚。对“文革”中被康生、刘湘屏之流定为“特嫌”的马海德博士，江一真不仅予以重用，还向中央建议聘任他为卫生部顾问。江一真经常就卫生部的工作征询他的意见，特别请他发挥优势，利用出国之机多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接触，宣传中国的政策，以取得国际上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

　　卫生部还兼管着中央保健局。身兼中央保健局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一真，还身体力行为老干部排忧解难。左腿伤残的罗瑞卿大将复出后，曾问江一真有没有让他走出轮椅的可能，江一真请来一些骨科专家为罗瑞卿治腿。当罗瑞卿得知西德可以安装人造股骨让他重新站起来时，向中央提出了出国做手术的申请。中央先让卫生部拿出一个可行性意见，江一真马上通知正在西德访问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让他协助了解在西德做手术的情况，搜集相关资料。种种材料表明，西德方面完全有把握做好这台手术。罗瑞卿经中央批准出国，却不料在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手术时突发心肌梗死而逝世。噩耗传来，江一真扼腕长叹：“太可惜了！”

　　在卫生部长任上，江一真亲自参加过许多老同志的抢救工作。只要有电话来，江一真不管再晚再累，也要赶到医疗现场。当看到那些熟悉和尊敬的老干部因医治无效而撒手西去时，他心里就特别难受。

　　在完成卫生部的拨乱反正、全国卫生系统工作走上正轨后，江一真却主动提出让贤。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江一真找到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