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担任国务院总理,时间不到一个月。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把邓小平同志搞下台,局势非常不稳,工作有许多困难,所以毛主席为了鼓励他,给他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后来,华国锋向政治局传达时,公布了前两条,最后这句“你办事,我放心”,他保留了下来。毛主席写的这几句话,是工作中正常的交谈,这怎能叫作临终嘱咐呢。
华国锋的批示,在“四人帮”中引起震动,于是,姚文元在10月3日下午,亲自找《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姚文元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10月4日晚,鲁瑛电话通知莫艾去《人民日报》,鲁瑛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莫艾回到报社以后照鲁瑛的话办了。
《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
选题的产生:1976年9月15日,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十来个人分发了。这就是9月16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报社后,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其中就有“按既定方针办”这个题目。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相当于今天的编委委员或副总编辑)孙关龙提出到“梁效”约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派孙关龙向“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组稿。孙关龙提出再派一名同志同他一起去,于是又确定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与孙关龙同去组稿。
由此可见,《永》文选题的产生,是为了贯彻9.16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莫艾在领导小组会上谈学习社论体会时,就提出要结合宣传报道组织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到“梁效”组稿:9月17日上午,孙关龙等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去“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到“梁效”谈了组稿意图后,“梁效”核心组随即按报社意图将这一任务交给“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当天下午,“梁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约定9月20日由范达人来报社谈写作提纲。当晚孙关龙把去“梁效”组稿情况和“梁效”20日来报社谈写作提纲一事向莫艾作了汇报,莫艾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孙关龙,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再同“梁效”谈。
9月20日上午,“梁效”写作组范达人等人来《光明日报》,孙关龙等二位领导小组成员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谈了文章的写法与要求。孙关龙作了主要发言,大意是说,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是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意义,既谈现实意义,也谈历史意义;可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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