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们,对交际舞并不陌生。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她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继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际舞。“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后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遭到革命女将们的反对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群众运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竞赛,这几种行动形式在苏区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和群众的热情之高,都颇为惊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恢复了革命歌咏和红色革命舞蹈。这种革命歌咏和红色舞蹈,是集体情绪的相互协调与感染,其艺术指向是对美好社会生活的集体幻想。而交际舞通常却是男女成对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个人生命空间的情绪调适。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遭禁止的。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现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他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在异动,她们在想方设法制止这种“反叛”。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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