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曾1935年从绥东战地寄给母亲的照片

　　如果方大曾还在世，应该已是百岁老人，但了解他的人至今仍称他“小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小方穿越炮火奔赴前线，成为报道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位新闻记者。

    仅仅两个月之后，年仅25岁的他在河北战地失联。

    1999年，时任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的冯雪松意外地与小方的遗作结缘，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探寻，他循着方大曾的作品与足迹，追寻斯人，还原70年前小方笔下漫起硝烟的中国。

    一张传真

    开启16年的追寻

    作为抗战初期活跃在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欧美许多报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抗战如火如荼、个人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神秘失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及其大师水准的作品，几乎完全沉入了历史的忘川。他的胞妹珍藏着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张底片，在孤寂中默默守候……

    ——中国摄影出版社原副社长 陈申

    这是16年前中央电视台接到的一份传真，如今这张热敏纸上的字迹早已褪去，但冯雪松依旧清晰地记得自己在报纸堆里将它拾起时的心情。

    那是第一次，他读到了方大曾的名字。

    也许是出于一名纪录片工作者的直觉，冯雪松觉得，方大曾背后一定有值得探究和挖掘的历史风云。

    翻开厚厚的《中国摄影史》，有关方大曾的寻找开始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版的《美术生活》杂志刊出摄影记者方大曾(署名小方)拍摄的《抗战图存》和《卫国捐躯》两组照片。前者是记者在卢沟桥拍的中国第一批战况照片，共7幅，占了两版，特加英文说明；后者反映了北平各界慰问受伤将士的情况……”

    没有独立的篇章，也没有连贯的履历，更没有定论和结语，冯雪松发现在中国摄影史上，方大曾的名字只是零星地被记录于相关事件中。

    按照传真上留下的号码，冯雪松拨通了发信人陈申的电话。在中国摄影出版社的办公室里，两人一见如故。

    通过陈申的讲述，方大曾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1912年7月，方大曾出生于北京东城区的协和胡同，父亲在外交部工作，家境殷实，他从读小学时开始迷上了摄影。

    18岁，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在此之前，他发起并组织了我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

    毕业后，方大曾在天津的“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工作半径从天津延伸到唐山、北戴河、秦皇岛一带，他关注着动荡的时局，用手中的相机和笔记录时代。

    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时，方大曾到前线采访，活动于长城内外，从那时起，他所发的报道均署名“小方”。

    陈申告诉冯雪松，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至今保存着哥哥留下的近千张底片，他发来那份传真，就是想寻求合作，将这些底片出版成书。

    在陈申的引见下，冯雪松见到了方澄敏，那一年是1999年，85岁高龄的老人听到哥哥的名字，眼眶顿时湿润。

    记忆中，哥哥身材高大，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总是露出纯真的光芒，他好像天天都是乐呵呵的，又好像从不知疲倦。

    方大曾很喜欢用小方这个名字，他曾说，“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有谦逊之意，“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每次离家去拍摄，他总是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就离开了。1935年，方大曾在报道绥东战争时照了一张头戴钢盔的照片寄回家中，上面写着：“母亲大人存念——儿小方摄于1935年冬时执行摄影工作。”

    一家人知道，从那时起，方大曾就决心献身于自己喜爱的新闻事业，而不管是在天涯海角了。

    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记者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方大曾《卢沟桥抗战记》）

    读到这段文字时，冯雪松已在北京图书馆过刊库的卷帙浩繁间“泡”了几个月，伴着纸张霉变的味道，他终于在1937年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上找到了第一篇报道卢沟桥事变的新闻通讯——《卢沟桥抗战记》。

    捧读这本早已发黄变脆的杂志，漫天战火和那个热血青年小方似乎又浮现在眼前：

    1937年7月7日，在北平家中得知日军进攻卢沟桥的消息后，方大曾决定前往卢沟桥。7月10日早晨，他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与母亲和妹妹匆匆告别。

    当时的北平已处于一片恐慌之中，许多京郊外的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火，源源不断地涌向城里，战争已经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近。

    方大曾在战地笔记里写道：“十日清晨，记者骑自行车前往卢沟桥……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几名日军截住，我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是中国军队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我递上一张名片，加之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多路，就到了宛平城下。”

    城东门紧闭着，西门开了—半，方大曾抓紧时间拍照并了解战况。正午十分，他忽然听到了两个消息，一是大井村又被日军占领，二是日军有四五百人又从丰台出动，向卢沟桥进发。

    离开宛平城，方大曾登上了战火暂息的卢沟桥，一路向西往长辛店而去。望着桥两端随时可能重燃的战火，他不由得感叹：“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此时，卢沟桥西端的桥头已布满了我方军队的沙袋。方大曾被守军拦下，细细盘问，听说他是从北平来的，士兵们急切地问：“日本兵撤退了没有？”方大曾告诉他们，非但没有撤退，还在增援之中。士兵们听后都极其愤恨。

    从卢沟桥到长辛店的五里路，是平汉铁路的要道，南下北上的列车因为战事全止于此。在一条街的尽头处，排列着众多阵亡的士兵尸体，当地老百姓告诉方大曾：直奉战争时，在长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死那么多人。

    抵达长辛店后，方大曾才意识到自己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记者。当他见到这次战役的直接指挥官吉星文团长时，对方的手里正拿着一份电报，匆忙对方大曾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还回不回北平？”

    战事确实越发紧张了，在一座高坡上，方大曾看到了许多已经架设好的机关枪，路上的人都在往家跑。方大曾一心急着回去发稿，可卢沟桥是不可能再去了，他不得不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回去。

    就在方大曾离开长辛店后，隆隆的炮声从卢沟桥方向传来，激烈的战争又开始了。

    离炮火近一些再近一些

    “十日下午开始的二次总攻，日军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战役的更大的损失，计两次战役死伤达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军伤亡则为一百五十余人。二十九军在这次抗敌战争中，其悲壮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方大曾《卢沟桥抗战记》）

    在提笔写下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的日子里，方大曾度过了自己25岁的生日。

    在小方的笔下，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即使70年过去了，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仿佛那一切就发生在眼前：

    “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及后援军赶到，始将铁桥再行夺回。一个伤兵告诉我：他在那天参加夺桥的战役，他冲到日军的战壕里，把一个敌人用刺刀扎死，没有急把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一个敌人把他左背刺伤，他就放弃了枪，右手从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的那个敌人斩去半个头，并且接连着还杀伤两个敌人……”

    一边完成通讯，方大曾还一边抓紧时间冲扩、整理在战地拍摄的照片，《日军炮火下的宛平》《抗战图存》《为国捐躯》等专题摄影报道被国内外多家报纸、杂志、画报采用，这些照片也成了日军暴行的铁证。

    1937年7月28日清晨，再次奔赴卢沟桥时，方大曾已不再是孤身一人，与他同行的还有 《实报》 记者宋致泉，及《新闻报》记者陆诒。

    在50年后撰写回忆录时，陆诒仍清晰地记得方大曾当时的样子：“小方身上挎着架相机，头戴白色帆布帽，穿着白衬衣和黄短裤，足蹬跑鞋，年少、英俊，显得朝气蓬勃，精力充沛。”

    三人所坐的列车距离长辛店还有25里时，前线的炮声隐约传来，方大曾‘噌’地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说：“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

    这一路，他再也坐不住了，隔了几分钟，又把陆诒拖到车窗旁边，手指青纱帐起的原野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线开拔！”

    下车后，方大曾决定一个人沿铁路徒步前进，他笑着对同仁们说：“我要去拍铁甲车在前线参战的镜头。”

    两小时后，他从卢沟桥前线回来，告诉陆诒他们：“铁甲车已经后撤了，我在前线为一个二十九军的青年战士照了相。这位战士只有16岁，高个儿，大眼睛，脸色红润。他身背大刀、步枪，手里拿了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和望远镜，笑得嘴都合不拢呢。”

    此时，一颗炮弹突然在他们附近爆炸，方大曾却不屑一顾，接着说：“今天真是不虚此行。”

    那日下午，日军的飞机在长辛店上空投炸弹，并用机枪扫射，紧接着就开始了重炮轰击。此时的方大曾依旧在采访，与他同行的《实报》记者宋致泉后来回忆说：“炮声震耳欲聋，县府办事处的玻璃窗全都被震碎，长辛店对外联络的电话已无法接通。小方还跑在最前面，拍摄平汉铁路上的将士。”

    这就是方大曾，为了目击真实的战争，他不惜离炮火近一些再近一些，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离开。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方大曾的足迹遍布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几乎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用文字和图片把战争的第一手资料向世界传播。

    在业界，小方拍摄的战地影像和生动文字也引起了轰动，他成为了报道爱国救亡运动的名记者，曾一度与范长江齐名。

    永远的等待

    “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的机智，足以应付非常事变，他的才能也应该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多尽些力量。但是去年保定战争之后今天已经快一年了，我们还看不到我们这位硕壮身躯、红润面庞、头发带黄斯拉夫型的青年新闻战士！”

    （范长江《忆小方》）

    方大曾留下的底片，一直是方家最宝贵的东西，近千张底片被小心地存放在一个棕色的盒子里。

    1999年，去拜访方大曾妹妹时，冯雪松见到了那些由粉色纸袋精心包着的底片。阳光下，他小心翼翼地举起底片一张张端详，一刹那，仿佛开启了时光的潘多拉之盒，他看见了方大曾背着相机走过的一个个历史瞬间，也看到了六十多年前真实的中国图景。

    从那一刻起，冯雪松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寻找并纪念消失的方大曾。

    他沿着方大曾的足迹，一路寻访，从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县……在两千多公里的路途中，查阅每一处的地方志，寻觅、采访每一个可能与小方有关的人。

    在许多个梦中，冯雪松几乎就要触摸到真实的小方，但一伸手又觉得遥不可及。而在现实中，寻人不得、经费短缺、线索中断的种种困境，也令他在希望和失望中反复游走。

    每每感到失望时，冯雪松都会从小方留下的影像中汲取力量。那些黑白影像深深打动了他，也触动着他这一路采访过的许多人。

    小方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更是杰出的摄影家，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同时代摄影家们的唯美主义情调，他总是将镜头对准人力车夫、矿工、码头工人，以及那个时代被大多数人忽视的底层劳动者。他怀着悲悯为平凡的劳动者留下影像，也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中国留下珍贵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