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记协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追忆“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

    方大曾是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长城内外的知名记者，也是许多欧美报刊的供稿人。其作品大多反映当时的民风民俗、战事及社会变迁，在当时与范长江、徐盈等同负盛名，被后辈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让我们通过方大曾的卢沟桥战事亲历记来缅怀这位勇敢的记者……

    1937年7月7日，被历史学家们界定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

    当时，正在北平家中休假的方大曾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后，便决定前往卢沟桥，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的命运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7月10日早晨，他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与母亲和妹妹匆匆告别。当时的北平已处在一片恐慌当中，许多郊外的老百姓，为了躲避炮火，源源不断地涌向城里，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自己会遭受什么样的厄运，但是不祥的预感还是困扰着每一个人。从前方传来的信息得知，战争似乎已经离这座古老的城市越来越近了。

    来自宛平城下的报道

    在方大曾的战地笔记里写道：

    （1937年7月）十日清晨，战争既停，记者骑自行车前往卢沟桥视察。由广安门通卢沟桥的大道，已于去年此时修成了很好的汽车路。路的两旁尽是农田。时已仲夏，田野亦显得特别美丽，经小井村、大井村，市集都相当热闹，战事似乎已完全成为过去了。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几名日军截住，我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是中国军队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我递上一张名片，加之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多路，就到了宛平城下。这里正是战场地带，伤亡的兵士想必都已由双方运回了，只剩下一匹死去的骡子，肚肠流露在腹外。城角上飘着一面停战的白旗，城上有几个保安警察在放哨。城东门紧闭着，西门开了一半，我随一位姓于的警官各处拍照并了解战况。时已正午，忽然听到了两个消息，第一是大井村又被日军占领，第二是日军四五百人又从丰台出动，向卢沟桥进发。

    后来，他将这些见闻写进了《卢沟桥抗战记》一文，成为当时全国军民了解抗战前线最直接的描述：

    记者在宛平县工作毕，即登卢沟桥西行，我军此时已在桥之西端，桥头满堆沙袋。守军盘问我，我说是从北平来的，他们很兴奋。又问我：日本兵撤退了没有？我即据实告以并未撤退，且正在增援中。听了这消息之后，兵士们都感觉极愤恨。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从卢沟桥到长辛店只有五里，该地为平汉路北段的要站，机车厂、材料厂都在这里，居民有七千户，百分之七十都是平汉路上的职工，因之同时也是个工人区。

    在一条街的尽头上，排列着阵亡的兵士的尸体，正在一个个的拍照抬埋。说也很巧，事变发生的那天，北平某木厂有一批订货由铁路运来，计木板四十吨。此项木板因战争阻于此，于是恰好就被军队出价买来，赶制了棺材。中国人对于保全尸体是很重视的，这次为国牺牲的健儿们，可瞑目于九泉了。军队中以四毛钱一天的工资招募了本地的老百姓做抬埋工作，老百姓都很勇于服务，军民的感情非常融洽。休息的时候，兵士还把自己的香烟分给他们共享。

    围着尸体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个就说：“直奉战时，在长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死这样多的人啊！”又一个说：“死的那个连长他太太才十八岁，就住在这个街上，昨天看着棺材埋了之后，就坐火车回娘家去了，大概许是保定府的人。”

    街头扶轮小学的童子军，打着一面小旗向各商户宣传募捐，商会特做了十几担绿豆汤，备了好些烟卷糖果，由一大排人抬着往卢沟桥去劳军。长辛店的民众都活跃起来了！

    南下、北上的列车全止于此，所以长辛店更是热闹。一列伤兵专车正要开往保定，列车的最后一辆车，躺着守卫宛平县城的营长金振中，他的腿部被炮弹炸伤了。长辛店的“员工慰劳团”带来大批慰劳品，挨车分送给各伤兵。金营长得的东西最多，但随后又命令他的传令兵把这许多东西转送给各车里的许多同难者。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之到长辛店来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故很快的这个消息就传遍全车站了，因之在工作上得到各方面许多的帮助。

    下午四时，赴驻军团部去访吉星文团长，他是这次战役的直接指挥官，我们会面时，他手里正拿着一个电报，同时很匆忙地对我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从北平来吗？要不要回去了？”

    记者辞出后再回到街上时，消息越发紧张了。一座高坡上，机关枪架在那里，路上的人多往家里跑。车站东边的商店，因为临近河边，所以也纷纷上了门。无疑的，卢沟桥又在对抗了。记者以发稿关系，又必须当日返平，但战争既又复起，卢沟桥自然不能通过，不得已乃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路线返平。

    这条路正是我军沿河的一道防线，所以要经过好多次守军的盘问，但每次盘问之后又必很客气的说几句道歉的话表示“对不起，耽误了你的时间。”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所以我这不速之客颇易引起他们的误会，我又曾遇到一个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梁田里跑出来，并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我，喊一声“站住！”我停住，告诉他我的来历和去向，他才叫我离他很远的走过去，但是他仍用枪口向着我，直到我的背影在前途中消失之后。我感觉二十九军的兵士每一个都很可爱，他们平均年龄都很小，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正充满了天真活泼和英勇热烈的心，又何况他们都受过铁的训练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浇灌呢。

    离长辛店十二里，至卢井村，正是下午六时，隆隆的炮声从卢沟桥方向送来，激烈的战争又在进行着了。所谓“和平”只是对方的缓兵之计，虽然我军为和平起见，已自动退至卢沟桥西岸，但是我好像有一个很坦然的心，相信二十九军绝对不会失掉自己的阵地。炮声一直把我送进了城，天色已黑，城门正要关闭了。

    第一个赶到长辛店的记者

    方大曾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赶到长辛店的新闻记者，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50年后还清晰地记得方大曾那张年轻兴奋的脸庞：“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小方的笔下，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虽然几十年过去，从他留下的亲历描述中，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仿佛战争就发生在眼前”：

    十日下午开始的二次总攻，日军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战役的更大的损失，计两次战役死伤达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军伤亡则为一百五十余人。

    二十九军在这次抗敌战斗中，其悲壮惨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记得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及后援军赶到，始将铁桥再行夺回。一个伤兵告诉我：他在那天参加夺桥的战役，他冲到日军的战壕里，把一个敌人用刺刀扎死，没有把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一个敌人把他左背刺伤，他就放弃了枪，右手从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的那个敌人斩去半个头，并且接连杀伤两个敌人。这时他腹部又受了另外一刺刀，他觉得够本了，就跳出敌人的战壕跑回来。他还说：弟兄们将敌军打败后，还拼命的追杀过去，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集合回来，结果还是官长们亲自把他们叫回来的。因为我们有命令：只死守，不进攻。但这种情形好像猎犬追赶兔子一样，是一件无法抑止的行为！伤兵们每人都有两处以上的伤，可是他们都很满足自己已经够本了。

    刚愎自用的日本少壮军人对于这两度战役的败死自然是绝不甘休。“倾巢来犯”的形势由此造成了。于是北平的西南郊已完全布满了日军，野蛮的暴戾行为发作起来。关外调来的军队，对于怎样向中国大众施逞其淫威，经验当然丰富。农民们被强迫着割平自己的庄田，不止此也，割完之后，还被活活的埋在地上，只留一个头在外边，等他们慢慢死去。至于妇女们所遭遇的命运，更不忍想象了！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动员，把这些惨无人道的野兽赶出境外呢！（方大曾《卢沟桥抗战记》）

    7月11日至22日，方大曾在家中写出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卢沟桥、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后惨状的照片，紧张的工作的同时，他在不平静中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

    “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

    23日，方大曾将文章和采访拍摄的照片从北平寄出，后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第六卷第十号上，文章还加了编者按，“小方先生此稿于廿三日由平寄发，正在廿一日所得停战协定成立之后，末第二段所说和平解决，就是指当时的停战办法。但是日帝国主义显然没有和平的诚意，只有侵略的野心。在廿五晚廊坊事件，廿六日广安门冲突以后，日方对我已下最后通牒，中日大战已经迅速展开了”。

    这篇记者亲历的文章，在第一时间，向读者详述了战事的轮廓和亲眼所见，与评论相得益彰，生动准确，文章中他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小方的名字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战争空气由于这次的炮火变得突然紧张，大概全国的民众都确信一个全面抗战将要开始了吧，美国几家著名电影公司的新闻摄影员，中央电影厂的技师以及国内的几位著名记者都纷纷赶到北方来，然而局势反而沉寂下去。现在，平汉路的客车已经通到北平来，据说一切均已和平解决，双方同时将军队撤回至相当地点了，今晨——廿三日，我军已有三列兵车自北平开往涿县，而日军则只将占据铁道之军队撤退一里许，并且山海关方面还有无数日兵继续的开往天津，不知所谓“和平”之内幕究竟如何？

    也许这篇通信到读者目中时，更严重的局势又已经展开了，因为我实在没有法子相信，同时全中国的民众也都没有法子相信，这次事件又和过去一样造成万分耻辱的结果。假若忠勇抗战的二十九军从北平撤退了，而这样大量的日军被容许长驻在华北，那么华北不是就等于伪满和冀东一样了吗？（方大曾《卢沟桥抗战记》）

    这篇文章已经被尘封了多年，由于年代久远，刊物的用纸已经变黄发脆，当我小心翼翼捧读的时候，似乎见到了一个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仿佛坐在对面，时而激动时而愤怒，眼睛放着光芒，身体充满活力，只不过他在时间的那一端，我在时间的这一端，手和刊物中间短短的距离，却相隔了70多个年头。

    再次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

    方大曾在北平家中写作《卢沟桥抗战记》期间，冲扩整理了向杂志社投稿的照片，并对卢沟桥事变后的北平动态进行采访，用相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随后离家再次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从此就与家中失去了联系，没有信件，也没有什么人带来消息。

    我们今天能知道的关于方大曾的最后消息，是他于1937年7月30日写作的《保定以北》一文：

    二十九日晨，记者离长辛店赴门头沟，在街头正遇着吉星文团自卢沟桥撤退回来，觉得很奇怪，问他们卢沟桥上有人接防否，他们也不答应。同时，在去门头沟的大道上，三十七师的队伍亦由西苑方面退下来，据他们说昨夜在北平附近还打了一夜仗，日军借坦克车攻击，战争非常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