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巴苏华（左一）、柯棣华（左二）、 木克华（左四）、爱德华（右二）、卓克华（右一）等人合影。

　　在重庆江津区城外长江边上，一棵黄葛树掩映着一座“中苏友谊亭”，亭顶用银灰色金属构成，牌匾下有小楷题字：“1939年夏，日寇飞机轰炸重庆，英勇的苏联空军与之激战，击毁日寇飞机坠入笋溪河边，境内军民无不欢欣鼓舞，以飞机残骸建亭于此，以兹纪念。”类似的纪念亭、纪念碑、旧址等在武汉、贵阳等地都有，它们共同见证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援华历史，见证着国际友人在中国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们

　　“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界能把我们分开。”“反抗法西斯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们。”这是白求恩来到中国后，向人们多次袒露的心声。

　　抗战开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向广大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发出呼吁，加强反帝和援华的宣传，并以抵制日货、反对贸易等手段制裁日本。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共产党和工会，也积极号召和推动本国的反日援华活动。

　　1938年，由爱德、卓克、柯棣、巴苏和木克等5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到达延安。为了表示援助中国抗战的决心，他们每人都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华”字。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柯棣华病逝于抗日根据地后，毛泽东以“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的挽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他的哀悼之情，朱德赞誉他“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照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和爱泼斯坦，英国记者乔治·何克等，奔波于中国抗日前线，以笔为枪，如实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斗争，抨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暴行，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德国记者作家汉斯·希伯赴陕北边区、苏北和山东敌后访问，不幸牺牲在战场上。正如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所言：“他是一个著名记者，却是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在战场上牺牲的；他是一个欧洲人，却是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牺牲的。”

　　一些国际志愿者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战。1938年至1940年，朝鲜义勇军和韩国光复军在武汉、重庆等地先后成立。在延安和华北等地的朝鲜志士也组织义勇军，与日寇浴血奋战。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人民，野坂参三（冈野进）领导的日本共产党与许多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热情支持中国抗战。

　　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为共产党员，有的人在斗争中英勇牺牲。新中国开国将军中，就有外国人的身影，他是越南人洪水(武元博)，是一位中越“两国将军”。

　　艰难的岁月里，全世界不同肤色的志愿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把中国抗战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将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都奉献给了这片热土。

    库里申科牺牲后，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

　　苏联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援手的国家。当英、美、法各国对日本侵华意存观望时，苏联已开始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战。

　　七七事变后不久，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一批援华飞机即在1937年10月启运，抗日急需的火炮、机枪、弹药等物资陆续运抵中国。

　　对于苏联给予的有力援助，《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称：“在道义上，在物质上它对中国之帮助是举世莫及的。”连一贯亲美的宋美龄也公开承认：“中国抗战3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苏联还派遣5000多名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和飞行人员等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苏联名将切列潘诺夫、崔可夫等都曾担任中国政府军事总顾问，不仅协助中方培训大量空军、炮兵与坦克部队人员，而且协助指挥了武汉、宜昌、长沙等重大战役。

　　苏联的援华志愿飞行员，驾苏制飞机在中国领空同日寇展开多次激烈空战，200多名飞行员血洒长空。苏联飞行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曾动情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他英勇牺牲后，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

　　从印度汀江到云南昆明的山谷、丛林，是抗日战争中被称为“死亡之路”的“驼峰航线”。

　　1945年1月7日凌晨，涌动的空气在“驼峰”上空形成了湍流、结冰、积云，还有高尔夫球大小的冰雹和漫天狂风。飞行员唐尼记得，从看不见的飞机不断传来“呼救”和“再见”的声音；报务员福特带着降落伞，打开机舱门把大量货物扔出机舱，身体有一半悬在空中……仅那一夜，就损失了18架飞机和42名机组人员和乘客。

　　飞机坠毁一架补一架，人员牺牲一名补一名。从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到1945年史迪威公路打通的约3年时间里，“驼峰航线”是盟军物资运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至今，400多架飞机残骸、1500余名机组成员仍长眠于此。美国“驼峰”空运总指挥曾如此总结这条“生死线”：“二战期间，在两个友好国家间飞行，它的损失率竟然超过了欧洲战场上的对敌轰炸，这就是‘驼峰航线’。”

　　英、法等反法西斯盟国也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军事合作，使中国抗战能力进一步增强。正如斯大林所说：“由于有我们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败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人们有理由坚信，正义是如此坚不可摧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真理必将战胜强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和平最大的敌人，这是反法西斯战争带给人们最深刻的启示。

　　人们有理由坚信，因为正义是如此坚不可摧。同仇敌忾中，善良的人们义无反顾跨进同一条战壕。在缅甸的“仁安羌大捷”中，中国远征军英勇作战，拯救了500余名美籍传教士、新闻记者和7000余名英军，中国军人“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的英姿，一直为驻缅英军司令史莱姆铭记。在反法西斯中国战场上空飞翔着的，不仅有美国“飞虎队”，也有被誉为“武汉上空的鹰”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中国战场上活跃着三四十支国际医疗小分队，法国医生贝熙业冒着生命危险开辟出一条“自行车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