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廖汉生，湖南桑植人，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在贺龙麾下，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代名将。红军岁月里，他担任过师政治委员；抗日战场上，他担任过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他担任过军政治委员；开国将军中，他担任过三个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主持办军校，曾是两所著名军事院校的主官。

    “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炼了我的筋骨，也磨炼了我的意志”

    1931年春，红二军团奉命二下洪湖，贺龙又离开了湘鄂边苏区。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后，廖汉生跟着贺龙的大姐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上了四门岩。

    四门岩是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一直是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的驻地，开始住的地方叫锅耳台。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在敌人“围剿”中坚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贺民英的带领下，不论大人小孩，能拿枪的都拿起枪，能拿锄的都拿起锄，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砍掉山岩上的树丛、茅草，用火烧过，开出几块岩壳田，种上苞谷、南瓜，还养了猪，喂了鸡。

    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在四门岩山区一带，敌人一直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像廖汉生后来讲的那样：“大队人马上不来；小股敌军爬上来，我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跟敌人来回转圈子。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其他红色武装损失殆尽，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成为敌人“清剿”的对象。敌人拥上四门岩山区进行大规模“清剿”，游击队驻地锅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敌人搜去了游击队埋藏的粮食，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这时，廖汉生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大的不过两岁，带着他们打游击很不方便。他便写信给母亲，然后把妻子、两个孩子送回桑植老家隐蔽。

    贺民英率游击队被迫从锅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战斗在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

    廖汉生回忆往事时写道：“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他们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冬天很快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的迹象，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廖汉生等人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正住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个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来了一罐黄豆给游击队。

    回山的时候，贺民英、廖汉生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会使敌人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二人直不起身子，就在冰雪上爬行。他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专人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两颗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黄豆吃完了，贺民英又吩咐廖汉生等四处捡野果，挖野菜。猕猴桃、阳桃等野果，大家可吃了不少。

    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廖汉生等人无铺无盖，饥寒交加。于是，他们就捡来干树枝，烧起一小堆篝火，围坐着取暖，胸前背后轮转着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就这样，廖汉生等人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从黑夜熬到白昼，从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动摇，一直坚持到1933年春天，坚持到贺龙重回湘鄂西。

    回忆这段往事，廖汉生感慨万千：“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炼了我的筋骨，也磨炼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后，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赣南游击词》，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

    “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

    对于从游击队员转为红军战士，廖汉生终生难忘：“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三军（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军部率九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文书）。”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他在红三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这时，红三军正大抓“改组派”，部队元气大伤。

    从1932年5月起，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红三军中开展“肃反”运动，大抓所谓“改组派”，并一连搞了四次，冤杀了许多人。

    对于夏曦的做法，亲历那段岁月的廖汉生愤恨不已：究竟什么叫“改组派”？我在许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谓“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汪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廖汉生到红三军军部时，军内党团组织都解散了，红三军只剩下四个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委关向应、红七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在红三军只能算有一半党员关系。因此，红三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红三军的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被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委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

    关向应是在1932年1月由中共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来的。作为军政委，他当然知道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所以，第四次“肃反”高潮一过，他就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支部，接着又开始发展新党员。廖汉生就是在关向应的培养和教导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

    对于能在逆境中入党，廖汉生回忆说：“我到红三军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可以说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于红三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基本上都被杀掉了，我是高小毕业生，能认得几个字，在军部当书记，因此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这年8月，红三军转战到建始县境内。一天，军部在警卫班的房间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支部会议开始后，“关政委首先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我的情况。……关政委作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廖汉生就跟在关向应身边学做党的工作，相继担任军政治部秘书、红七师党委书记。对于关向应的悉心栽培，廖汉生始终铭记：“关政委像循循善诱的先生一样地教导我，培养我。他给我详细解释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样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我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叫作‘重新登记党’。”

    重新登记党员时，绝大多数党员竟然否认自己的党员身份，这诚如廖汉生所分析的，“由于‘肃反’扩大化捆杀的大多是党员，是干部，人们认为党员、干部等于‘改组派’，‘改组派’等于杀头，我不是党员，就抓不了我的‘改组派’，也就杀不了我的头。……因此当时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入党，老党员则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重新登记”。

    面对这种情况，廖汉生义愤填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参加共产党，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由此可见，‘左’倾路线把我们党的形象和威望毁坏成了什么样子！”

    尽管困难不少，廖汉生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做着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那一段时间，他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

    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番努力，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1934年9月，红三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63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几十人。

    老百姓送慰问品，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

    1939年春，八路军第一二○师奉命挺进冀中平原开展抗日斗争。为了隐蔽部队的动向和意图，第一二○师第七一六团对外使用了“亚洲部第六团”的代号，简称“亚六团”。这时，廖汉生是第七一六团政委，黄新廷是团长。

    冀中的老百姓刚开始曾怀疑过八路军：“这些山西来的老八路身穿灰军装，脚蹬布草鞋，装备不咋样，说话侉里侉气，能打过鬼子兵吗？”很快，廖汉生、黄新廷指挥第七一六团初战告捷，让冀中人民对八路军刮目相看！

    曹家庄位于河间城西约10公里处。为了待机打击河间的袭扰之敌，第七一六团开进该地区。2月2日，河间城里的日军宫崎联队200余人又出来袭扰。上午9时许，日军大摇大摆地进至曹家庄。骄横的日军仍像以往那样，先架起山炮进行威慑性轰击，而后端着步枪发起进攻。第七一六团以一连兵力沉着抗击，用两营兵力向敌人阵地反冲击，当即夺占敌人阵地，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1支，打得日军只好退守待援。下午，驻任丘、河间两城的日军400余人分三路前来增援。四路敌人会合后，气焰又嚣张起来，向第七一六团猛烈进攻。廖、黄指挥部队稳扎稳打，依托村落和工事，利用房角、墙头，一直相持到黄昏。天一黑，廖、黄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八路军擅长夜战、近战的优势，派一个营兵力摸进日军占据的村子，一通猛打。日军顶不住了，弃阵而逃，拉着30多辆大车的死伤人员跑回河间城。

    曹家庄一仗，第七一六团首战告捷，毙伤日军140余名，狠狠打击了敌人，也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的情绪。

    当敌人逼近曹家庄时，第七一六团往前开，一些老百姓纷纷向后跑。有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听到枪响，婚也不敢结了，新郎、新娘衣服没换，拔腿就跑。可是，当第七一六团跟日军打了一会儿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老百姓又回来了。

    当地百姓的热情，令廖汉生刻骨铭心：“那一天我团从上午9点打到午夜后4点，整整19个小时，部队根本就不用自己做饭，老百姓全都给包下啦。战区各村群众纷纷送来自家的馍馍、大饼、点心和开水，日军身后的群众也冒险绕过火线送来了吃的，我们放开肚子都吃不完。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也都由老百姓转送，担架不够用，他们拆下门板，赶来牛车，运送伤员。”

    打过第一仗之后，老百姓对第七一六团更热情了。以后再打仗，不但没人跑，有些胆子大的还趴在房上观战，要看看第七一六团是怎样打日军的。一讲起这些事，廖汉生就动情不已：“战斗刚开始，老百姓就把吃的喝的送来了，一定要亲手交到一线作战人员手里。自家做的馍馍、大饼还嫌不够好，又买来点心给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竟会吃着点心打仗！”

    几次战斗间隙，正逢春节、元宵节。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争相赶着猪羊，踏着冰雪，一路打听着找到部队驻地，慰问第七一六团。他们一进村就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老八路，是不是消灭好几百鬼子兵的‘亚六团’？”是，群众就把所有慰问品都送给你。不是，就不给。廖汉生怕厚此薄彼影响团结，主动将慰问品转送给其他兄弟部队。老百姓可不管这些，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对此，廖汉生内心感叹：“我觉得这些老百姓有点搞得过了头，可他们那种单纯、质朴的心实在令我感叹不已。”

    “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

    在西北解放战场上，廖汉生长期担任第一纵队（第一军）政委，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征战。他久闻彭德怀的严厉：“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彭总就听说他厉害，有时发火骂人。那是在1937年8月，七一六团正在陕西富平县觅子镇进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编、训练，彭总来检查工作，宋时轮团长和我把司令部的房子腾给他住了几天。我们听说他厉害，他不叫，我们也不主动去见他。从1947年3月起，我第一纵队开始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我们对他的指挥由衷地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

    1948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野司驻地，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8天，气氛相当严肃，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得失。讲话中，彭德怀一方面肯定了第一纵队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一方面又指出“两个不足”。当时，廖汉生很不冷静，当场就跟彭德怀争辩起来。

    散会以后，彭德怀把第一纵队的人员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人参加。当时，廖汉生等人毫不讳言：对彭总批评人过于严厉有看法，有意见。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党内著名的“五老”之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告诉廖汉生等人：有一句古话，叫作“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们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最终，“我们一纵队的干部多挨了彭总、贺老总、林主席的一顿批。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

    9月，在陕西郃阳县（今合阳县）雷家庄野司驻地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时，西北野战军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增加了5名委员，廖汉生是其中之一。

    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从9月12日至23日，接连开了十来天。大家白天开会，晚上都想松弛一下。正巧，第二纵队的一个评剧团从黄河东边的山西运城过来，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