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日本的目的，对于中国来说，是要“断绝根本复兴之生机”；对于世界而言，“则阴削其极东之势力”，以便得志称霸东方，不得志嫁祸于中国。欧战之后，西方列强必攘臂东来，始则形成一与瓜分相似的新均势，待各国实力稍强后，终将为争夺中国展开大战。

　　基于此看法，他再次向政府和国民进言，请政府觉悟其“复古”和“弃民”的错误，重新确定根本方针，“回复真正民意机关，普及国民教育，实行征兵制度”，以求复仇；请国民立足本职，振作精神，平时为社会贡献才能知识，战时为国家流血牺牲；尤负重任的学生，则应以文学、思想助国民精神发展，以思考、钻研，谋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

　　他以中华民族四千余年在“天演”竞争中居于优越地位的历史、“精神具万能之势力”的信念和“多难兴邦，殷忧启圣”的辩证法鼓舞同胞：

　　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迈往向前，以应方来之世变。

　　《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之薪胆》的写作与其说反映了李大钊的绝望，不如说表现出他对社会的负责和对中华民族绝不会亡国的信心。然而，除了希望政府改弦更张，人民在政府之下尽心为国作贡献之外，还想不出其他办法。

　　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未来将和他一道开辟挽救民族国家新道路的陈独秀提出的爱国心和自觉心问题产生了兴趣。（摘自《李大钊传》朱志敏 著　红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