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自题“黄昏之贼”的照片。

　　翻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履历，可以发现，很多人都有旅欧经历：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陈延年、李立三、李维汉、徐特立、何长工……而且，他们大都是在上世纪初的那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走出国门的，当时大多不过二十出头的年龄。

　　在欧洲，蔡和森“猛看蛮译”马克思著作；周恩来遍访法国、德国、英国工人运动，考察西方社会真相；邓小平白天在工厂干力气活，晚上刻蜡版出刊物……这批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在欧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接受着有关革命的新思想、新理论，也接触着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段经历，对他们后来确立信仰、选择道路，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921年春，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成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翌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在巴黎成立。其后，在欧洲大陆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最早的海外支部。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那一年，蔡和森只有25岁，偏居于法国小城蒙尼达。

　　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场“关于中国共产党之重要讨论”，比中共“一大”召开早一年。两年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立。

　　不消说，蔡和森是创建共产党的急先锋。人们在纪念他时也屡屡提及：在我们党内，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的，首先见于文字的是蔡和森同志，他也是我们党内第一个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人。

　　村里的法国学堂

    按照蔡和森长子蔡博生前的研究，蔡和森早在布里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期间，就提出要成立一个共产党，比陈独秀、李大钊都早。当然，这只是蔡博的一家之言，但布里无疑是蔡和森思想启蒙的起点。

　　寻根溯源，记者找到了布里，河北省高阳县境内的一个弹丸小村。

　　93年前，一场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即从这里发轫，而后席卷全国。如今，布里早已复归平静，只留下一座不中不洋的建筑——“法国学堂”。

　　单看大门，“法国学堂”就不是传统的中式风格。门中间有个秀挺的尖顶，尖顶两侧是修长的立柱，颇有点“哥特式建筑”的味道；再看两边的墙体，磨砖对缝，又是北方农村的典型风格。

　　在1918年的河北农村，这绝对是个卓尔不群的建筑。它的主人更是高阳县里响当当的人物——清代重臣李鸿藻之子、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巴黎中国豆腐公司老板、民国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

　　单看这一长串头衔便可想见，李石曾是个“千面人”，他也的确在各个领域奇招迭出。

　　留法念书期间，李石曾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化学方法研究大豆成分的专著——《大豆》，并顺势开办了豆腐公司，把中国豆腐和老家高阳的华工都带到了巴黎。

　　最早一批赴法华工由豆腐房经理齐竺山管理，不但适应了法国的生活，还在“工余求学”办起了工人夜校。李石曾很快就被这种新模式所吸引，他亲自给工人们上课，讲化学、生物和他的《大豆》。后来，还把“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巴黎的蔡元培也拉进来，给工人们讲《工人与美学》。

    工人们“工余求学”，尚能有所成，如果把这种方法用到学生身上，“学余做工”岂不是进步更快？蔡元培不愧为大教育家，他这么琢磨，突然感到茅塞顿开。

　　这些年，以蔡元培为首的留法派一直在提倡“留法俭学”，但难就难在每人每年最低也得600块大洋，一般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给“俭学”加上“勤工”二字，这600大洋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李石曾乐观地算了一笔账：以每人每日平均15法郎的工资计算，刨去吃住，一个月能存150法郎，一年能存1800法郎。而法国中等实习学校一年才收1200法郎，还管吃住。如此勤工俭学，只需掏钱买一张到法国的船票，不出3年就可以入校读书，不出5年就可毕业。

　　蔡李二人说干就干，立即邀约名流，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又联合法国政府成立了“法华教育会”。

　　1917年夏，李石曾返乡，见村里文风很盛，又有很多出洋见过世面的华工，是唾手可得的法语老师，就临时起意，像当年办豆腐训练班一样，在村里办起了留法预备学校。

　　“法国学堂”开建，一股教育界的新风也从小乡村吹向全国。

　　蔡李二人的朋友、同为同盟会大佬的吴稚晖则用他那生花妙笔，连发九篇文章，鼓吹留法勤工俭学。“法兰西文明天下第一”，“中国可以有两万人去日本留学，为什么不可以有两万人去法国留学？派出留法勤工俭学生，要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些极具煽动性的话语吸引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解囊。

　　就这样，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这“三驾马车”，把赴法勤工俭学变成了一项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同时，他们也开创了一个奇迹，一个只花200大洋甚至一分不出就能出国留学的奇迹，一个人不分贵贱老幼只要有一腔热血均可出国读书的奇迹。

　　大轮西行

    1918年6月，湖南师范毕业生蔡和森揣着老师杨昌济的推荐函，来到北京东堂子胡同33号，拜见了仰慕已久的蔡元培。

　　蔡元培对这个“小本家”兴趣颇浓，他说：“我们办法华教育会的目的，就是要为你们这些求学无门、无依无靠的寒门子弟找一条振兴实业、提升教育的道路。”

　　这次会面让蔡和森信心满满，他给挚友毛泽东寄信，邀其“速来北京，经济其事，主持大计”。

　　毛泽东闻讯大喜，马上和萧子升带着24名湖南学子，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北京。

　　在湖南师范，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并称为“湘中三杰”，他们一同创立了进步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在北京，他们则“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为新民学会“向外发展”而上下奔走。

　　西山的“小南园”别墅中，李石曾看着毛泽东起草的《湖南学生留法计划》，听着蔡和森、萧子升连珠炮似的提问，不由对眼前的几位湘籍少年刮目相看。很快，萧子升作为李石曾的秘书先行赴法，湖南籍勤工俭学生的名额也由25人增加到了70人。

　　又过了一年多，蔡和森终于走出了高阳布里村。1919年圣诞节那天，他和母亲葛建豪、妹妹蔡畅、未来的妻子向警予一起，在上海滩登上了“鸳特来蓬”号。

　　43岁的“三湘大儒”徐特立与年过半百的蔡母登船，引得《大公报》记者大发感慨：“在赴法队伍中，这两位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不远万里到法国去做工，去受教育，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行不行！”

　　赴法学子倚在高高的船栏上，望着故土渐远，难免踌躇。连一向刚猛的李立三都在离别时吟出了柔情诗：“我是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

　　送别的人群中本该有毛泽东。12月中旬，他特地从长沙赶来，为蔡和森饯行，但因船期延误，不得不先行北上。

　　转过年来的早春，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为最后一拨新民学会会员送行。阳光照在黄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号子和汽笛声，毛泽东穿着泛白的灰布长衫和大家郑重合影。

　　同学们对毛泽东没能赴法感到遗憾，毛泽东回答说：“革命不能等你们回来着手再干。”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四等舱，毛泽东高声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

　　与此同期，周恩来接受了南开中学创始人严范孙的捐助，远赴欧洲。16岁的邓小平也在当年夏天坐上“鸳特来蓬”号，奔向巴黎。

　　学生们在四等舱中，经过香港、西贡，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苏黎世运河，进入地中海，最后在法国马赛登岸，整个行程共用35天。

　　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仍然“唱着自由的歌”，用李立三的话说，憧憬着“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公民”。

　　一心“改造社会”的蔡和森形容这一切为“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实情”，其目的“唯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罗网，造出自由之人，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

　　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周太玄则用浓重的川音，在印度洋上念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圆天罩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天，那天边只有云头……”

　　1919年和1920年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两年间，20批邮轮西渡，1900多名学生奔赴法兰西，其中又以川湘学子居多，占总数的近一半，这倒真应了曾国藩那句话：“无湘不成军”。

　　劳工神圣

　　船到马赛，多数学生都在漫漫旅途中染病生疾。

　　自称能“嚼铁吞石”的周恩来刚上岸就病倒了，以至于赴英的行程推迟了十多天；蔡和森哮喘病复发，一连几个月在家里“食面包，唯每天翻看字典、报纸”；年轻的陈毅得了“软脚病”（脚气），不得不由他的兄长和同学轮流背下船。

　　那几位“老留学生”倒是名士风采依旧：徐特立老先生不用搀扶，如履平地地踏上了马赛港；贵州大教育家黄齐生则是大礼帽、燕尾服、美髯飘飘，在外甥王若飞和门生的前呼后拥中，昂首上岸。

　　不出码头，接站的法华教育会的工作人员就根据盘缠的多少，将学生们分配到法国的各处。有钱的先到中学补习法文，钱最多的，留在巴黎、里昂；其次分配到风景秀丽的枫丹白露等，再次到麦南；更次者到蒙尼达。两手空空的学生则暂在华侨协社食宿，等候法华教育会为他们觅工。

　　“美景、美酒、美女”号称巴黎三美，穷学生们起初曾为此惊叹不已，但他们马上沮丧地发现，此处的优雅生活与己无关。在高大华美的埃菲尔铁塔之外，还有一个欺凌工人的黑暗社会。

　　李立三和邓小平刚到法国，就被送到施耐德钢铁厂当“马老五”。

　　“马老五”，是法语“马勒尔五”的汉语发音，意为“粗工”“苦工”。李立三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工作——“拉红铁”：巨大的钢条从熔炉里出来，进入导轨，再由工人拖出来，飞溅的火星常常将人烫伤，李立三和邓小平经常浑身涂满了红药水、紫药水。周恩来看着他们身上的累累伤痕，心疼地说：“这活真不是人干的。”

　　从身着洋装、手握笔杆的留学生到卖苦力的“马老五”，赴法留学生不论年龄、资历、学问，一概践行着五四时期“工读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当中有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有中学、小学毕业生，还有当过校长、教员的，但到了法国，却做着一样的苦工：打锤子、用铁锉、扫马粪、扛布袋等等。

　　留法学生们用自己的汗水和血泪，革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命，也在赤贫的无产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

　　赵世炎本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又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报考任何一所法国学校都不在话下。但他说：“我不做文牍，我要去做工。”在最劳累最艰苦的工厂中，他一头扎进了穷困的华工阵营，为他们争取自由之身，教他们识字求学，还创办了《华工周刊》。

　　越是出身寒苦，越是地狱般的工厂磨炼，也就越容易被“赤化”。李立三在钢铁工厂里受到法国左翼影响，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

　　工作数月之后，学生们的衣服、容貌、态度已经无一点学生气，手里也生了厚茧，但在异国饱受白眼，他们心中“救国”的热望反而更强烈了。

　　打先锋的人

　　相比李立三，蔡和森一家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被送到蒙尼达公学修读法语。

　　蒙尼达公学是中国学生最多的一所法国中学。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热心旅欧教育的人士均曾就读该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对中国学生也特别友善，不但食宿费用低廉，还为中国学生特设专班，补习法文。

　　刚到法国，正是大雪纷飞的寒冬，蔡和森犯了哮喘，不能上课，不能出门，只有躲在租来的房子里，靠着一本法华字典读书看报。

　　凭着一股子韧劲，蔡和森从每天能看一条消息，到一天能看整版报纸，进度比在学校教出来的学生还快。不出几个月，仅靠着一本字典，他愣是“囚首垢面，猛看蛮译”地翻译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此时，在国内毛泽东、陈独秀、张国焘他们看到的《共产党宣言》还是由刘仁静译出的油印本。难怪学术界指出，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学说曾从东、西、北三个方面通过不同渠道涌进中国，李大钊等从日本方向介绍过来，张太雷等从苏俄方面传入，蔡和森等从法国、德国“直接输入”。“直接输入”可以说是对蔡和森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客观评价。

　　不过蔡的雄心并不止于此，在给毛泽东的信里，他说：“我到法后，鲁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趋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上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显然，蔡和森已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了，不过在蒙尼达的朋友圈中，他却连一个知音也没有。

　　“有理论必须有行动”，蔡和森一面将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抄成纸片,贴在教室的墙壁上、书柜上向同学进行讲解，一面写信说服居住在法国其他地区的同学。很快，蒙尼达成了留学生的中心，而蔡和森则是中心里的核心。

　　第一个被蔡和森说服的，无疑是美丽温柔的向警予。这位小姐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是个演讲家，她和蔡和森手捧《资本论》，在这座水光潋滟的小城里结成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向蔡同盟”。

　　蔡和森能写，向警予会说，这对“夫妻档”专门宣扬马克思主义。不过，还是有人不买他们的账，好朋友萧子升就是一个。

　　后来流亡南美的萧子升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一段两人的争论：

　　萧：“我原则上同意资本主义应该推翻，但我不准备盲目地追随俄国的共产主义原则。”

　　蔡：“采取什么形式的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我们越研究，延误的时间就越长。俄国方案为我们制订的一切都是现成的。他们现在全部计划已准备就绪，已写在纸上让我们读，他们已付诸实行，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作进一步的实验？”

　　在萧子升眼里，蔡和森像花岗岩一样坚硬，狂热激烈，需要行动；而在蔡和森眼里，萧子升太理想主义，太从理论出发，太感情用事，空想散漫。

　　1920年7月，新民学会在法会员共13人，召开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主题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从6日到10日，会议在蒙尼达公学的教室开了整整5天，蔡萧之争仍是激辩的核心。

　　蔡和森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萧子升则信奉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主张温和的革命。两派相持不下，蔡和森不得不提出，鉴于大家仓促赴会，考虑不够充分，不如把两种意见都写信告知毛泽东，听听国内会员的意见。

　　就在这封信中，蔡和森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写了封数千言的复信。信中对蔡和森提出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特别是对建党的一系列理论，毛泽东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并告诉蔡和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陈仲甫（即陈独秀）先生等已进行组织。”

　　不消说，蔡和森是创建共产党的急先锋。我党关于蔡和森的历史评价中明确提到：在党内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的，首先见于文字的是蔡和森同志便出于此。

　　讨论仍在继续，但蔡和森已经不再是少数派。1920年12月29日，向警予给远在湖南的父亲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家书：

　　今天晚上9点钟，新从工学世界社旁听回来。……你的九儿在这里，努力做人，努力向上，总要不辱你老这块肉和这滴血，而且这块肉和这滴血要在世界上放特别的光明。……和森是九儿真正所爱的人，志趋没有一点不同的。我同他是一千九百二十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二十世纪的小孩子。

　　是什么事让向警予这么心潮澎湃？原来，就在年底的这次蒙尼达派聚会上，大家终于认定了“社会革命”的宗旨。不管是主张暴力革命的蔡和森，还是主张温和改革的萧子升、李维汉，都认为中国必须“革命”。

　　收获了这么多革命的知音，向警予不由得在家书中真情流露。

　　“二八”风云

　　就在向警予为“吾道不孤”欢呼时，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法华教育会的“蜜月期”却走到了头。

　　法华教育会的头脑们均信奉无政府主义，所以这个团体除了两位专职秘书，并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事务均由学生半义务性质地操办。可想而知，用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安置将近两千名初入异国的学生，早晚得出事。

　　眼看学生一船船从中国运到法国，李石曾便以为自己已经“大大地成功了”，法华教育会“一个普通的舞台，唱出了高级的曲子”。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边厢数百名学生还在等待安置，那边厢李石曾却醉心于混血幼儿园、鹿种改良等新的“科学试验田”。

　　李石曾的法国秘书急得直跺脚：1920年冬天，法国战后经济一落千丈，失业风潮席卷全国，大批复员军人也加入到觅工的队伍里，一船船登陆的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华侨协社的帐篷里栖身。

　　到1921年初，失业的勤工俭学生已有1300人之多，占总数的80%。华侨协社里人满为患，空气污浊，随时都有爆发流行病的可能。

　　李石曾眼看形势不对，留下一句“大家少安毋躁”的话就回国了。难怪他的法国女秘书说：“李先生是个好人，但可惜做事有头无尾。昨日事，今日忘；今日事，明日忘；计划千千万，有始有终者无一个。”

　　法国冬天异常寒冷，更令这些身无分文的穷学生雪上加霜。据统计，仅在巴黎地区，1919年至1921年，勤工俭学生就医的就有140人之多，高达20%。其中意外死亡5人，病死60多人。陈毅的好友安子初在法国的化工厂做工时，不小心接触了有毒气体而死，更多的学生则在饥寒交迫中英年早逝。

　　无工无钱的学生每人每天可向法华教育会借贷5法郎度日，每10天领取一次，称为维持费。而法华教育会“本无基金，又无入款”，支付学生的维持费要么是国内捐款，要么挪用筹办中法大学、中比大学的款项。到1921年初，借给学生的维持费已达82万法郎，早已难以为继。

　　就在数百学生乱作一团的时候，一纸通告更令局势雪上加霜。

　　这份通告，不但撇清了法华教育会和学生们的关系，还停发了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从中国到法国的留学通道也随之关闭。

　　一时间群情激奋。一位学生写道：“通告发出后，遂起学生界之大恐慌，除一部分在工厂做工者，其余在学校读书及候工者，皆因无人接济，大为恐慌。”学生李季伟在家书中称，当年有2名勤工俭学生自杀，4人精神失常。

　　就在学生们恐慌之际，蔡和森、向警予二人写出了声泪俱下、感人肺腑的《告法国同学宣言》：

　　亲爱的同志：我们的生命问题来了，3月1日就要饿死了……我们怎样直接行动呢？一、即日向公使、领事下一个呈文。二、如本月28日还没有答复，全体到公使馆、领事馆去。……要求生存权、求学权，绝不是可耻的事，这是社会革命的发动点。工读主义的旗帜，我们不要老老实实捧他了。

　　一篇檄文唤起四百青年，学生们高喊着“我们要生存！我们要上学！”浩浩荡荡地向中国驻法使馆进发，要求会见公使陈箓。不料，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早已待命的法国骑警。

　　李富春的头被打破了；50多岁的老妈妈葛健豪扭伤了三寸金莲；王木同学在被驱赶的时候，不幸被疾驰而来的电车碾轧而死。

　　最终，学生们用鲜血换来了面包。陈箓答应学生，延长发放维持费。70年后，聂荣臻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领取了总共69法郎维持费。“这是同学们用鲜血换来的活命钱。”老帅深情地说。

　　拒款风波

　　虽然延长了维持费，但“二八运动”并不成功，因为它把学生分裂成了蒙尼达派和勤工派。

　　勤工派以赵世炎、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飞为首，他们认为蒙尼达派向政府“求生存权、求学权”，是“食嗟来之食”，是“鄙视劳动”“不会做工”。而蒙尼达派则讥讽“勤工派是法华教育会的私党”。

　　留学生本就是弱势群体，分裂以后力量岂不是更小？最终，国家利益让他们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