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和3旅宣传科长陈端一道碰见了7团的阙子清团长。他对我俩说：“过铁路后，我和王树声司令员相遇，首长紧握住我的手，难过地说：‘这次过铁路，7团牺牲太大了，我有责任呀！牺牲的这些同志，大都是红军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战士，我心痛呀’！我见首长红了眼圈，连忙安慰道，‘首长，这一次可不同往常。我军突破敌人精心准备了半年、妄想在这儿歼灭我军的封锁线。当时的情况，若不是首长果断指挥，全军的命运还不知怎么样呢’。可首长还是很难过，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了。”

　　豫西“倒地运动”初次相遇王树声司令员，和这次的他，在我心中形成了鲜明的人格力量：对群众、对战友，他是可亲可敬的儒将；对敌人、对战场，他是敢死敢拼的虎将！

　　三遇“原始森林”

　　1946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中原军区1纵突围至武当山，进入了原始森林。在极其险恶残酷的环境中，我有幸担任了王树声司令员的临时联络员。

　　事情是这样的。我1纵队6月26日实施突围，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衣服湿了干，干了再湿，几乎是天天打仗，时时行军，而这一个多月来，却是从生活到武器弹药，都没有任何的补给，大部队全靠野菜、野果果腹，几天难得吃上一顿饭。将士们体质急剧下降，伤员和疟疾、痢疾不断增加，达到了生存的极限。为了避开与敌人遭遇，我军哪里山高往哪上，哪儿人稀往哪行，而且人人学会了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的本领。8月中旬，我们到了房县千家岭，这里山路崎岖，人、畜几乎无法前行，部队筋疲力尽。

　　一个晚上，我一边走一边睡得迷糊时，感觉前面的人不走了，我也就站着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也似乎是在一瞬间，我睁开眼，竟发现走在我面前的原来中等身材的战友不见了，换成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也是站着睡的，并且睡得正香，我连忙紧跑几步再往前面一看，“不好！已经没人了！”

　　我转过身来，这才借着月光，仔细地看了看眼前这位拄着一根大棍子的高个子不是别人，竟然是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我急忙把他叫醒：“王司令员，不好了，咱脱队了！”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震惊得打了一个激灵，马上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鬼，赶紧向前跑步，联络部队！”我二话不说拔腿就跑。我一路跌跌撞撞，艰难前行，看到大部队后，我马上向队伍最后面的一个战友说：“快往前面传口令：一号在后面，部队暂停！”

　　当听到战友们按我的要求由后向前一个接一个传着口令时，我扭头又向回转，要赶紧向首长汇报呀！

　　待我返回去联络王司令员时，就见到他气喘吁吁,拄着大棍子艰难地赶了过来。

　　首长一见我，马上问：“小鬼，你联络上部队了吗？！”

　　“联络上了，我已经传令过去，叫部队暂停等首长！”

　　他松了一口气：“做得不错！多亏你这么机灵！真要谢谢你这个小女兵！”

　　离开首长约两个小时，战斗就打响了。经过约半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又恢复了平静。我们继续赶了一段路，前面传下命令：“部队原地休息！”我连眼也不睁，迷迷糊糊，骨碌一下就躺在了地上。一觉睡到下午两三点，我才睁开眼。正在这时，我突然看到刘昌毅副司令员从不远的一个小破庙走来。刘昌毅副司令员告诉我：“这个地方叫冠木河，这股敌人尾追我们好几天了，真把大家害苦了！王司令员看这地形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就决定让7团在这儿就地歼灭这股敌人！”

　　这次伏击战打得很漂亮，我们几乎没有伤亡。中央军委、中原局对这次伏击战的胜利给予了贺电表彰。

　　这次战斗不久，我被分配到谷（城）、南（漳）、襄（阳）中心县委任文书，就没有与王树声司令员再相遇了。

　　直到1968年，通过开封军分区司令员杨子亚，我与王树声大将又建立了联系。老首长特地让杨子亚给我带回一枚毛主席纪念章作留念，还说有时间一定到北京他家里去。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及时去看望老首长，铸成终身大憾。后来，杨炬大姐先后给我寄来了《王树声传》、《王树声纪念文集》，并亲笔签上“送给陈政委、温敏同志——杨炬”。2005年，我第一次到老首长家里，看望了杨炬大姐。此后，时常与大姐有电话联系。

　　注：1945年初春，以王树声为司令员的河南军区成立后，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使百姓有地种、有饭吃，决定从土地这一根本问题入手，相继颁发了《土地转移法》等，规定：凡在1942年5月至1943年底，贫苦农民被迫出卖的土地、房屋，准予原价收回，还制定了“贫要倒富、富不倒贫、贫富相等、协商处理”的原则。史称“倒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