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着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家里小朋友在一遍又一遍朗读课文。这篇课文题为《朱德的扁担》，故事早有耳闻，我拿来课本细读了一遍，可谓言简意赅，意在言外。

    该文的作者，即有“军之良才”之称的朱良才将军。相关史料显示，朱良才，1900年出生于湖南汝城，原名朱绍时。1925年任村农民协会委员。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连党代表、军部秘书，后参加古田会议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良才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营救了大批革命志士和失散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令人欣喜的是，2024年10月的一天，我与朱良才将军的长子朱新加偶遇，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还赠我一些书籍资料。我认真研读了《朱良才将军画传》和朱良才将军的回忆录《风雨盘然》。此后，我和朱新加大约每周能见上一次，多次与他交谈，向他请教，深入了解朱良才将军的奋斗历程。朱新加不厌其烦地介绍相关情况，并手书若干回忆材料给我。我对朱良才将军产生浓厚兴趣，深感朱良才的一生堪称传奇。

    骁将之善战

    朱良才将军自投身革命始，身经千战，数次负伤，重伤仍不下火线，屡立战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良才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8月，朱良才与陈毅、萧克、罗瑞卿等33位同志一道荣获二等红星奖章。党史、军史上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等战役，朱良才都在前线指挥。

    毛泽东同志《西江月·井冈山》是黄洋界保卫战的赞歌，也是一首激扬的革命史诗。“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不朽诗句，大家耳熟能详。1928年8月，红军主力外出作战，只有两个连留守井冈山，力量薄弱，敌军想乘机“抄家”，便引出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朱良才率领红31团1营1连，勇敢机智地击退了一个团敌人的疯狂进攻，守住了红四军的主要军事基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守卫黄洋界的是我们两个连，总共不到150人……敌人攻了几次都攻不上去，死了不少人。每次打退敌人的冲锋后，我们就趁机把那些死人身上的子弹抢回来自己用。当时，每人子弹只有一排。就这样，敌人攻了两天，没有攻上。我们凭险守住了阵地。下午4时许，我们把28团留在茨坪修械厂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也抬来了，安放在我指挥阵地附近。我们向敌人发了3发炮弹，第3发炮弹正落在敌人的指挥所驻地——腰子坑爆炸了，敌人以为我主力红军回来了，吓得跑了。我们趁势追击，缴获了不少辎重。”可以说，他指挥发出的这关键一炮，逆转了战场态势，使部队以弱胜强。杨成武将军回忆朱良才将军时说：“井冈山斗争时期，他（朱良才）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黄洋界保卫战就是突出一例。”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三军7师、8师、9师共3个师承担正面阻击敌张辉瓒师的任务。这次战斗，张辉瓒被活捉，9000敌人被全歼，缴获枪支8000余支。朱良才当时担任红9师政委，他和师长徐彦刚一道率领全师官兵参加歼灭敌张辉瓒师的战役。战斗十分激烈，他在师指挥所里指挥战斗时，敌人向他开了黑枪。身边的同志劝他赶紧离开，朱良才说：“这样关键之时，我怎么能下火线？”

    千钧一发之际，朱良才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和师长商议后他领军主动出击，带领突击队直捣敌师部，缴枪2000余支，大炮1门，缴获敌电台1部，并俘虏电台的全部工作人员，受到毛泽东、朱德同志表扬。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豪迈地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毛泽东、朱德同志亲自接见了被俘的电台官兵，做工作让他们参加红军，战后，建立了红军第一部电台，无线电台的快捷联系，对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应对敌人的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良将之博雅

    朱良才由母亲抚养成人，家境贫寒，深知读书不易，从小勤奋好学。高小毕业时，他考了全校第3名，人称“中了探花”，在亲戚帮助下到衡阳入初中学习1年。因战乱辍学回乡后，他与人共同办学堂，教书3年。不同于许多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朱良才是“从教员到共产党员”。参加革命时，朱良才既熟读“四书五经”，又阅读了不少维新派的书，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的青年，“预感到旧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加入革命队伍后，朱良才不断学文化、学理论、学政策，意志更加坚定，能力也迅速提升。

    1929年12月，朱良才作为代表参加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古田会议，他以切身体会多次谈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和对他的教益。宋任穷同志回忆说：“我和良才同志相识于1930年5月，当时，我由红四军3纵队政治部宣传科调到9支队25大队任政治委员，良才同志是9支队政治委员……良才同志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前是小学教员，很会讲革命道理。当时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他亲自参加的古田会议的情形。当他讲到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时，忧虑之情凝于眉间；当讲到古田会议取得的伟大胜利，红军在党的旗帜下达到了思想和政治的统一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时，兴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朱良才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对部队建设的重要性，被赞誉为“政治工作者的楷模”。特别是他注意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英雄模范事迹，对巩固部队、保证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一名有文化、有格局的革命军人，自会显露非同寻常的水平。1932年3月，红军攻取漳州后，朱良才率部在一个叫海口的地方防守。爱国侨领陈嘉庚有一个公司在当地，要被部队没收。朱良才充分考虑当地实际和斗争形势，没有没收陈嘉庚的财产。而陈嘉庚为表示感谢，给红军官兵每人做了两套军衣，红一方面军有了统一的军服。这是陈嘉庚第一次正面接触共产党人和红军，红军纪律严明，讲究政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日烽火中，朱良才目睹了白求恩大夫舍生忘死救治伤病员的英雄壮举。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牺牲后，作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朱良才，在边区军民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朱良才饱含深情地说：“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加拿大布尔什维克，在大战斗的时代里，竟不幸与我们永别了！这不仅是我们晋察冀军区的损失，亦且是中国抗战的损失；不仅是中国抗战的损失，亦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损失。这在我们边区是失掉了一位忠勇严谨的工作者，在中国则失掉了一位恳切真挚的同情的友人。今天，我们全边区的军队和人民，尤其是伤员同志，来哀悼这位伟大的为人类的正义与和平而献出了生命的加拿大的老战友，当觉得如何沉痛！如何凄楚！……像这样一个同志，像这样的一个为我们的自由献上一切，最后献上自己灵魂的老战友，像这样的一个为了人间真理而牺牲自己一切，把自己的精力尽瘁于异国的福利而毫不顾惜的伟大的崇高的精神，他应该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里，作为我们后者的指路明灯。”

    朱良才所致悼词的全文在《抗敌》三日刊上发表。80多年过去了，当我看到这段致辞时仍然眼热，这些深情的文字中体现出的超拔眼界、宽阔胸襟都令人折服。

    1941年秋，在获悉“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后，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弘扬宣传革命英雄主义、推动军民关系建设的极好机遇，一定要把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事迹留存下来，将他们作为榜样和典型，来鼓舞教育部队和后人。朱良才将自己的想法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作了汇报，并与聂荣臻共同签署了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的政治“训令”。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地军民于海拔1000多米高的狼牙山主峰，修建了一座狼牙山三烈士塔。

    烈士塔的设计图纸由朱良才亲自审定，他还命人将一首五言律诗刻在塔座上：“北岳狼牙耸，边疆血火红。捐躯全大节，断后竞奇功。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日寇闻讯后，用山炮将该塔击毁。新中国成立后，此塔被多次重修。

    在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期间，朱良才亲自推动办刊办报，组建剧团剧社，以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抗日救国。他先后组织召开多次会议，加强对边区戏剧、文学、出版、新闻、艺术工作的指导，及时总结经验、提出问题，使之健康发展。

    在回忆抗战时期的新闻和文艺工作时，朱良才说：“八年抗战，晋察冀军区的新闻、文艺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活跃丰富了部队的生活，鼓舞了士气，而且培养了大批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像作家李英儒、柳杞、邵子南和谷岩，剧作家胡可、杜烽，作曲家张非、唐诃、晨耕，著名电影工作者汪洋，电影演员胡朋、田华，著名摄影家沙飞、石少华等等，都是在边区这块血火交融的土地上成长的。沙可夫、秦兆阳、刘白羽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到晋察冀边区深入生活和指导工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战争空前激烈，物质条件极端匮乏，可是文艺工作的活跃开展，却有力地推动了对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朱良才将军还亲自撰写了一批回忆峥嵘岁月的文章，内容精实，文风质朴，其中《朱德的扁担》《一根灯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儒将之通达

    纵观朱良才将军的革命生涯，可以说壮怀激烈、九死一生。他1930年秋任红9师政治委员，1931年初任红15军政治委员，后改任博生师（即红14师）政治委员，红34师政治部主任，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31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政委兼团长，红30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等职。

    朱良才说：“就是这样，短短的两年中，我从师政委到军政委；又从军政委到师长兼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军委总卫生部政委，甚至，还兼上了连队的党支部书记。几上几下，几大几小；又文又武，又前又后，我都是不计较职务的高低大小，不考虑工作性质、环境的变化，一切以为了党的事业需要为条件，党需要我在哪里做工作，我就在哪里做工作；党需要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1955年8月，朱良才任北京军区政委。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然而伤痛缠着他，尤其是左前额伤痛的加剧，常使他不得不放下工作。为此，身体不堪重负的朱良才焦急不安，自己担任正职，一病休就会影响全军区的工作，思来想去，他感到还是要以工作为重，要主动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自己。

    当时朱良才年仅58岁，得知他这一想法后，不少人劝他最好边治病边工作，不要主动退下来。朱良才说：“如果从个人角度出发，我自然在台上好，可从党的利益出发，我还是退下来，这样对党的事业有利。”有的好心人还找朱良才的夫人——老红军战士李开芬，希望她劝止朱将军退位。朱将军对夫人推心置腹地说，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革命幸存者，为了党的事业有什么不能退的。主动让位这个头，我带定了。

    朱将军的搭档——同样为开国上将的杨勇司令员，也曾当面劝慰他说：“老朱啊，你放心休养吧。等身体好了，再回来嘛！工作上的事儿，我们替你做，没必要让位。”朱良才将军情真意切地跟杨勇同志说了自己的考虑，之后他还是向组织提交了申请辞去职务的书面报告。

    为了尽快退下来，朱良才专程去找中央苏区革命时的老首长——当时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郑重提出辞职让位请求。周总理让朱良才好好考虑考虑。之后，朱良才又两次面见周总理，提出请求。1958年底，他申请辞去职务的报告，被中央正式批准。就这样，朱良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主动让位的开国将军。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同志都曾当面表扬他思想开明、顾全大局。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对请他担任中顾委的顾问的提议，朱良才也婉拒了。他诚恳地表示：“顾问的位子也是有限的。位子，还是让给年纪轻一点的同志吧。我就不当啦！”就这样，他连顾问的位置也让了。

    朱良才将军逝世后，聂荣臻元帅在致李开芬同志的信中写道：“良才同志早在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编入红军，但到1932年4月打漳州时，我们才相识。那时他是红三军9师的政委。以后他参加历次反‘围剿’，作战勇敢，战绩显著。抗战时期，大约1938年，他调来晋察冀军区，任第3军分区政委，以后又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为大量培养干部，军区组建军政干部学校，良才同志兼任副校长、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可以说从抗战开始就和我并肩战斗，成为我的一位好战友、好帮手……”作为聂荣臻元帅的“好战友、好帮手”，朱良才将军不但经过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淬炼，而且通过了和平年代名与利的考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高风亮节的老将军，彻底看开了功名利禄，他的崇高品德令人仰之弥高！在他熠熠闪光的言行后面，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给他打上的智慧通达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