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才是湖南汝城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和谭政一起，分别担任了刚刚成立的红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毛泽东“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黄洋界保卫战，就是时任红31团1连党代表的他和连长王良指挥打的；毛泽东“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吉安，就是时任红103团团政治委员的他亲率“敢死队”突破的；毛泽东“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张辉瓒，就是时任红9师政治委员的他和师长徐彦刚，亲自带部队活捉的。1933年8月1日，时任红15军政治委员的他，由于屡建战功，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荣获二等红星奖章。

1929年6月19日于福建龙岩（从右至左）：红四军政委部主任陈毅、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红四军军部秘书谭政、红四军军部秘书朱良才。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朱良才被任命为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没几天，他的腰部就负了伤。于是，他就坐在担架上协助师长、政委指挥战斗。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在长征开始后，实行的是“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印钞机、印刷机、X光机等各种机器和“坛坛罐罐”都带上了。仅挑夫，就雇了几千名。致使队伍往往一天只能走10至15公里。毛泽东批评这种突围是“叫花子搬家”。

    红34师由于是全军的总后卫，不仅每天走的最晚，到的也是最晚。而且为了防止部队被敌人“粘住”，只能采取交替掩护的方式后撤与行军。这样一来，部队每天都要构筑好几遍阻击工事，天天都要与追击之敌打上好几仗。天天被敌人追着屁股，边打边退，边退边打。行军、打仗、住宿都毫无规律与主动权。就是到了宿营地，也还要首先构筑警戒阵地与防御阵地，防止追击之敌的夜间偷袭与攻击。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搞得部队十分疲劳。前边的部队是人越走越少，而红34师是人越走越多。因为，如果在红34师再掉队，就成了敌人的俘虏了。所以，再走不动的人，到了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敢掉队了。而这些掉队掉到红34师的人，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都需要想方设法地去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还没到湘江，队伍就收容了很多人。为了加强领导，朱良才被临时任命为红34师的代政委。

    蒋介石亲自策划的第四道封锁线，设在湘江西岸。他企图利用湘江天险，布下“天罗地网”，以40万人马，加上飞机大炮，将红军和党中央全歼于此。

    11月26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到蒋家岭，召集红34师的领导干部部署掩护全军渡湘江的后卫阻击任务。布置完毕后，两人与红34师师长陈树湘、代政委朱良才、原政委程翠林握手告别，刘伯承还特别嘱咐：“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掩护抢渡湘江的任务，又要做好万一被敌人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这副担子很重啊！”

    11月27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从当天开始，红34师即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和军团的部署，先是在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采取运动防御，阻击、迟滞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继而，又在水车地区采取坚守防御，掩护党中央与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水车是中央红军的总后卫战场，也是红34师的主战场。水车、觉山铺、光华铺、新圩，是湘江战役中最为重要的4个主战场，也是打的最激烈、最残酷的4个战场。从11月28日起，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而且是越打越激烈。

    面对铺天盖地、汹涌而至的敌人，在师长陈树湘，代政委朱良才的指挥下，34师与从道县、天堂圩扑过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周浑元和李云杰指挥的第3路军、第4路军展开了殊死的拼杀。尽管敌人占绝对优势，但红34师仍像钉子一样，两天两夜牢牢地守卫在水车阻击阵地上，寸步不退。

    几天战斗下来，整个红34师，也从长征出发时的5000多人，迅速减员至2000余人。

    11月29日夜，正在水车防御阵地上和师长陈树湘共同指挥战斗的代政委朱良才，由于长时期的操劳过度，腰部化了脓的旧伤突然复发，血和脓一起撑破伤口，涌流而出。经简单包扎后，朱良才仍坚持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师长陈树湘立即将此情况直接向军团长作了报告。接到报告的军团长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简单一商量，当即就命令陈树湘立即将朱良才送到军团部。同时，任命程翠林接任政委。于是，朱良才立即于当晚被送往军团部，赶上了12月1日的大部队第二次过湘江。

    过湘江时，形势简直是危险万分。天上，是敌人的飞机在狂轰烂炸；江两岸和浮桥的左右，是敌人的炮弹炸起的十来米高的水柱和四处飞舞的弹片；左右侧后，是敌人机枪子弹的疯狂扫射；不远处，是斜插过来的敌人追兵的狂呼乱叫……而江面上，是漂浮了整整一层的红军尸体；整个的湘江水，已经全被染成了血的河流……护桥的工兵拼命地催促着大家：“走啊！走啊！别掉队啊！赶紧走啊！”而更多的人，则是直接下到江里，拨开漂了满江的红军的尸体，拼命地向前一步一步地移动着、游着……

    后来，当地老百姓形容是：“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河底遍尸体。”

    朱良才刚踏上对岸，敌人就追了过来……浮桥，也被工兵在最后的时刻给炸断了……过了湘江，朱良才一边走，一边回头眺望，惦念着还在湘江以东顽强战斗的红34师的战友们。

    11月30日晨，红34师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从水车向西去枫树脚接替红6师18团的阻击阵地，继续负责掩护红八军团和未过江的部队渡过湘江。此时，师长陈树湘、政委彭翠林知道，再断后作战，就意味着可能永远过不了湘江了。可他们毫不犹豫地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友邻部队，而将危险留给了自己。

    敌人围歼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未能得逞后，恼羞成怒，反扑过来，叫嚣要将滞留在湘江以东的红军杀一个片甲不留。于是，敌军10万余众，拉网般地对红34师展开“会剿”。陈树湘决定分两路突围。当天深夜，团长韩伟率第100团掩护师长陈树湘、参谋长袁良惠（政委程翠林已战死）率师部及第101、第102团共500多指战员向东突围。

    后来，第100团在猫儿园附近再遇强敌。在弹尽粮绝之后，为了不当俘虏，团长韩伟率仅剩的14个人，毅然从山崖上跳了下去……当场牺牲11人，摔昏3人。在寻找红军的路上，第3营政委胡文轩和5连通信员李金闪又相继牺牲，只有团长韩伟一人，只身辗转突围。

    突出重围的师长陈树湘、参谋长袁良惠，在连续突围中，多次被冲散，伤亡人数剧增。12月9日，陈树湘、袁良惠率余部在湘南永明抢渡沱水时，遭到当地保安队的袭击，陈树湘不幸腹部受了重伤。陷入昏迷中的陈树湘被俘了。敌保安司令立即命令下属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请赏。而重伤的陈树湘从昏迷中醒来后，一看被敌人捉住了，就趁敌人不备，扯开腹部的绷带，忍着巨痛，将自己的手插进伤口之中，掏出自己的肠子，愣是活生生地用力扯断，壮烈牺牲。时年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红34师余部，在参谋长袁良惠、第101团团长严凤才率领下，转战湘南的道县、永明、江华、蓝山、宁远之间的山区，队伍最多时发展到300多人，并建立了3支游击队。到1935年冬，他们不幸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牺牲。曾经为保卫中央苏区和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做出重大贡献的、主要由闽西子弟组建的红34师，终于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唱完了悲壮的战歌。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大战。仅此一役，牺牲师级指挥员7人，团级指挥员16人。以闽西子弟为主、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5000多人、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约1800人，大部牺牲。整个中央红军，也从8万多人减至3万多人。

    而红34师幸存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干部，只有因旧伤复发被送过湘江的红34师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朱良才和只身突出重围的第100团团长韩伟。

1938年兰州：朱良才（左）与贺子珍（右）。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

华北军政大学政治委员朱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