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7日，开国上将、北京军区第一任政委朱良才诞辰120周年，回顾将军的战斗岁月，尤其是将军五次惊奇脱险，令笔者难以忘怀，特以此薄礼奉献给将军华诞。
监狱里改名朱良才
朱良才原名朱性明。湖南省汝城县外沙村人。
1927年8月下旬的一天，身为汝城县外沙乡农协和西一区农协委员的朱良才被提审。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部政治部宣传科长赵薪传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道：“共产党彻底完蛋了，你还不悔过自新吗？如果悔过自新，马上就放你出去。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国民党员嘛！再说，你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不要执迷不悟。何去何从，明明白白；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原来，是年8月15日，湘南汝城被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共汝城县特别支部书记朱青勋壮烈牺牲，广东惠（州）潮（州）梅（县）农工救党军总指挥吴振民等牺牲，汝城、郴县、宜章、资兴农军损失惨重，朱良才等30多位农运骨干被捕。他在狱中备受折磨，坚贞不屈。敌人给他加镣铐，并停餐断水，欲置于死地。
朱良才狠狠瞪了赵薪传一眼，义正辞严地答道：“是的，我过去是加入了国民党，可那是因为它与共产党合作，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现在你们国民党背信弃义，变成了反革命，历史罪人，人民的敌人，我已不再是国民党员了。我的革命信念不变，坐牢算什么，我要坚决与反革命斗争到底！”
当时，全县已有不少共产党员惨遭敌人杀害，他也做了牺牲的准备。 几天过去了，竟没让朱良才引颈就戮，他颇感纳闷。这天晚上，监狱看守朱良慎突然贴耳告诉他：汝城宣抚团团长何其朗因私卖军火被抓起来了。朱良才心里一阵惊喜。朱良慎又说：“审问你的那个军官叫赵薪传，是中共地下党员哩。他审问你，是考验你。何其朗被抓，就是他施的反间计。以后敌人审问你，你一定咬定你不是朱少时。”
朱良才欣喜之余急切地问：“那我叫什么呢？”朱良慎说：“你就说是我的堂弟，我也好给你作证。”朱良才说：“那好吧，你叫朱良慎，我是你的堂弟，就叫朱良才吧！”从这时起，朱少时将自己原来的名、字、号都不要了，干脆叫起朱良才来，他决心做革命的优秀人才、栋梁之材。
范石生部撤离汝城时，朱良才等被释放出狱。赵薪传对他们说：“对革命不要灰心，一个革命者入狱算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一定要胜利。”
到9月19日，朱良才坐了整整36天牢，朱良才、朱文亭、朱道行等回外沙后，按照赵薪传的话，继续秘密组织农会活动。这年（1927年）10月，朱良才由县委书记何日升、组织部长胡伟章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潜伏在何日升家夹壁里2个月
1927年汝城“8.15”事变后，汝城特别支部书记朱青勋等壮烈牺牲，何日升随汝城党组织坚持了武装斗争。同年8月中旬撤至邻近江西崇义、上堡等地隐蔽。9月，受中共湘南特委派遣返回汝城，恢复党的组织，秘密组建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何日升和胡伟章介绍朱良才正式加入党组织。何日升对朱良才说：“现在大革命失败了，这是党最困难的时候，你在党最困难的时候要求入党，从今以后你就是共产党员了。”
9月20日，范石生退出汝城移驻韶关，何其朗被随同押走，行至仁化时何其朗逃脱潜回汝城。何其朗招集旧部范惠民、朱炳坤、朱少达等组成宣抚团，自号宣抚团长。潜伏在粤北青洞的国民党游击司令胡凤璋也窜回汝城，与何其朗沆瀣一气，宣称：“何、胡两司令联合起来，共同铲共。”
地方政府与土豪劣绅勾结一起，大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迫害。共产党员、左派国民党员、农民协会骨干、革命群众被张榜通缉。 何其朗、胡凤璋借清党、清乡的反革命气焰，大肆烧杀抢掠，搜刮民财。
朱良才家住外沙，与胡凤璋所在马桥石泉相邻。外沙土豪朱凤鸣将农协会员朱振东截捕杀害；恶棍朱介儒将农协委员朱文亭殴打致死；劣绅朱义聘指使爪牙抢掠农协干部朱良才、朱道行、朱文亭、朱赤、朱重华等家财物，捆绑吊打他们的家人，并勒索大洋600元。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和残杀，保存革命火种。幸存的朱良才和朱赤由外沙逃到土桥永安村，分别躲在县委书记何日升、地下党何秉才家里。这时，朱良才已经与何日升的大妹、何宝林长女何金珠成婚。何宝林在客厅顶端做了个夹壁，在接龙背（客厅后面）留个暗棚。暗棚窗户可以打开并接通邻居和巷道。一旦敌人来了，何宝林咳嗽一声，暗示他们脸颊抹上碳煤，躲在夹壁、暗棚里。白天朱良才戴上斗笠、披上蓑衣到田里莳田、到山上砍柴。晚上潜伏在土桥、黄家、周家、足田一带开展秘密活动。往往深夜才回来。就这样，朱良才在此潜伏了2个月。
带上明矾水写的密信躲过搜查
1928年1月12日，宜章年关暴动打响。
汝城有发动农民暴动的基础，湘南起义的领导者朱德、陈毅曾在1927年11月26-28日，于汝城召开了湘南、粤北党组织参加的策划湘南起义的汝城会议。只因党中央决定派朱德部驰援广州起义，而未改变计划。何日升有意让汝城参加到湘南起义中来。县委准备秘密派朱良才、朱赤去联络朱德、陈毅，共同商议再次组织发动汝城起义。
这天，县委书记何日升把朱良才叫到跟前，郑重其事地说：“妹夫，请你和朱赤同志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务必把这封信当面交给朱德和陈毅同志，越快越好。”朱良才神秘兮兮地看着何日升。这时朱德、陈毅在永兴或许在耒阳，汝城到耒阳有600多里崎岖山路，全靠步行。资兴黄草偶尔有船去，但遇到枯水季节就得步行走官道。
朱良才接受任务后，立即和堂弟朱赤从汝城外沙出发，到资兴黄草码头等船。等了一天，船没有事小，遇到查验身份的便衣警察。朱赤不小心将牛皮纸信封掉到河里，朱良才眼疾手快赶紧捞上来，信没有封口，幸亏没有进水。警察走过来，要例行检查。打开朱良才的行李，发现信封。盘问道：你们去哪里？“去衡阳读书”“这信封是谁的？打开！”“老爸买给我的，到学校写家书报平安。”朱良才对答如流，将信封里的白纸抽出来给警察看，没有引起怀疑。
“去去去！”
“奇怪呀？这是一张白纸，怎么是信呢？”他俩从来没看过这种信，不管怎样，组织交代的任务，一定不能马虎、懈怠。
经过5天的长途跋涉，朱良才和朱赤终于到了耒阳，在敖山庙找到了朱德。朱良才、朱赤的到来，让正在设法和汝城联系的朱德大喜过望。
朱良才把县委书记何日升写的秘信交给了朱德。朱德叫伍若兰拿杯水来。只见朱德用毛刷醮上水在信纸上一涂，字就显出来了。朱良才看得真神奇，从心底佩服何日升工作的认真仔细。朱德高兴地对朱良才、朱赤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义重啊。小朱，你们俩辛苦了。”
原来明矾溶液的主要成分是五水硫酸铜（蓝色）,干了以后就成了无水硫酸铜（无色）,所以干了以后你是看不到字的，再次浸入水中又变为五水硫酸铜（蓝色）,所以字又显现了。
接着，朱良才向朱德、陈毅汇报了汝城县参加起义的想法和思路，朱德很高兴，安排他们先住下来，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开展汝城起义，并安排朱良才和朱赤作为汝城的代表参加湘南特委在永兴组织召开的湘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朱良才还代表汝城在会上发言作介绍呢。
朱赤后来回忆说：1928年初，汝城县委组织部长胡伟章、胡美章两兄弟都牺牲了，汝城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呆不下去了。过了春节10天左右，县委书记何日升用明矾水写了一封秘密介绍信，派我和堂兄朱良才去耒阳找朱德同志安排工作。我们从汝城出发，经外沙、黄草到资兴滁口、三都，我们都很年轻，穿一身学生装，在桃花庙碰到一个座探，盘问很久，都是朱良才搭话，我不敢讲，怕漏出马脚。
几天以后，我们到耒阳敖山庙见到了朱德、陈毅同志。陈毅说：“你们来得正好，湘南党代会在永兴召开，你们就代表汝城党组织去参加会议。”
朱赤回忆说，从敖山到永兴的路上，陈毅同志还送给我一根皮带，我保存到解放后，去汝城我老家还可能找到的。因为朱德、陈毅曾经于1927年11月下旬，在汝城与范石生合作，举行策划湘南起义的汝城会议，对汝城很熟悉了。于是，我和朱良才同志便随陈毅去永兴了。到永兴，我们住在留守处，陈毅住里面一间房子，我兄弟俩和王尔琢同志住外面一间，王尔琢负了伤，有卫生员替他上药，我和良才睡一个铺。
长征路上，反穿皮袄躺在羊群中
1937年1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各部在高台战斗后，分别由临泽、倪家营子、沙河堡（今临泽县县城）等地向南转移，准备经甘州以南地区东返，至23日，全军进至西洞堡、龙首堡地区。1月31日～2月1日，马步芳部以步骑兵5个旅另1个团和大批民团，在炮火掩护下分由西南和东北连续猛攻倪家营子。
在倪家营子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将士又苦战40余天，但寡不敌众。当时，西路军只剩下3000余人。红五军损失更惨，只剩下几百人，名存实亡，余部补充到其它部队。朱良才到三十军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
朱良才和三十军的几十名幸存者，饮恨舍命突围，在祁连山中与敌周旋。不幸，天一亮，又被一股敌人抓住。乘敌人搜身找洋钱之机，他们冒着枪弹四散逃脱。最后，朱良才剩下孤身一人。部队损失悲怆，形只影单的孤独，以及严冬寒风，辘辘饥肠，都没有冷却朱良才的心。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东进找党，找红军，回部队！
他找到一名煤矿工人，询问有什么办法脱离险境，工人说，用朱良才的军装换他的一件旧羊皮袄，化装东进。当时，他穿了件较新的皮袄，那个工人的皮袄是破破烂烂不成样子。煤矿工人知道朱良才是红军，换换衣服吧，让他穿上破皮袄免得暴露身份。朱良才知道那工人是好意，这一打扮真像一个地道的采煤工人了。头发几个月没顾得上理了，脸也多日没洗，活像个叫花子，30多岁人看上去活像50多岁老人。孤零零地独行在荒山僻野，生死莫测。心中却牢记石窝子会议上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的讲话：“我们是失败了，但是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他昼伏夜行，望着北斗，忍着饥渴，冒着四伏的危险，走，走，走，一直走了36天，凭着他毫不动摇的信念和坚韧的意志，每天都在与死神搏斗。他曾经在与敌遭遇时翻穿皮袄躺在羊群中躲过了敌人，他曾在荒无遮挡的秃岭上，毅然跳进一个深深的裂缝中避开敌人的搜捕。英勇顽强的他，拖着无食无水滋养的身体，身负9处战伤和断臂之后的残疾之躯。一路上到处是敌军，到处是杀头悬赏的布告。曾经排在敌军队伍后面走过敌人的岗哨，冒死钻进被俘红军的队列里打探红军部队的下落。他挨饿忍渴，闯过一道道险关，在河西走廊的路上遇到过许多同情他的好人，给吃的，让宿的，带路的，终于穿过马步青骑兵师匪军的管区，进入了东北军于学忠的防地……
36天里，朱良才由祁连山雪峰——甘肃肃南县——肃南水源村——河西走廊——甘州张掖——山丹县——永昌县——凉州（威武）——古浪峡——天祝县乌峭岭……兰州。终于在兰州黄河边找到了红军，回到了革命队伍。
他不顾疲惫和伤痛，立即向组织提出工作要求，经宋任穷提议、援西军党委批准，被任命为援西军的组织部长。马上投入到收容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的工作。
拒写《林彪的扁担》
朱良才除了遇到一次次生命危险外，还遇到过更加险要的政治风险。
1950年代初期，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朱德的扁担》。讲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红四军军长朱德率先垂范，与战士们一道，积极下山挑粮食，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战士们心疼军长，把朱德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重新做了一根，并写上“朱德的扁担”。故事简单，但非常感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些想捞取政治资本、出人头地的人，开始打起了《朱德的扁担》的歪主意。林彪的一员大将专程将朱良才请到北京三座门，一边吃饭一边说：“老朱呀，你那篇《朱德的扁担》，写的太好了！你看看，是不是再写一篇《林彪的扁担》呀！”朱良才毫不含糊，当即回答：“你也知道，当年在井冈山挑粮时，我们军部驻在山上的茨坪，林彪的二十八团驻在山下的茅坪，中间隔着好几座大山，我没见过林彪挑粮，这怎么写呀？”于是，他们只好找了个笔杆子，写了个《林彪的扁担》，还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1967年2月，过完寒假的学生们回到学校后发现，这篇课文的名字已经改了，变成《林彪的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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