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3年初，经姚器成（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第三团卫生队长）介绍，由上海至江西吉安参加该团的卫生队，担任上尉军医，工作约3个月，部队即进军与红军作战。部队进军至江西宜黄、乐安县间即与红军遭遇作战（时大约在1933年春末，第四次战争，即国民党所谓的第四次围剿），国民党的士兵大都不愿与红军作战。我工作的第三团是后卫，在该师的最后，大约有一连人坚守在一座高山上，我正巡回作救护工作，听到山下红军在高呼：“老乡呀，穷人不打穷人呀！你们当兵的都是穷人，我们是革命的，是为解放穷人的，你们下来缴枪，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欢迎你们一同来革命！”那时士兵中议论纷纷说：“我们不打了，下去缴枪吧。”有些士兵说：“缴枪可以回家，红军对当兵的很好，缴枪后愿意在那里工作，就在那里，不愿的发一张路条3块银元放回家”。另有些士兵对我说：“你当医官的和打无电线电的，如果过去他们对你会很欢迎很优待的”因这些士兵过去曾向红军缴过枪到红军后受到开欢迎新同志会，并很优待，不愿在红军中当兵的，要回家就发路条、路费。但有些士兵在回家路中至国民党区域，又被国民党部队抓住作壮丁再当兵，因此，他们是了解红军中情况的，那时全连士兵高呼：“不打了，我们缴枪了”往山下奔去，但有些军官连、排长从高山的小路逃跑了，有一个军官大概是连长（因我到该师工作时间很短，这些军官几乎我都认不到）他对我说：“医官，跟我一路跑吧”，我说：“两三个人跑反而危险，下面见到要开枪，反而要遭打死”，后来他没等我说完就跑了。那时我内心上就感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对士兵动辄要打，经常欠饷，拖而不发，作军官的生活腐化，士兵生活很苦。听士兵们说，红军很欢迎和优待当军医和打无线电的，我想国民党说红军是土匪，但士兵仍这样对红军有好感，我在国民党军中工作感到无味，于是就跟随全连士兵投向红军，后来到了红军确实受到欢迎和优待。朱总司令在路上见了我和我握了手，并表示欢迎。后来得悉朱总司令是留学德国的，是个留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并非国民党所宣传的朱毛股匪（那时我在上海见报上登的“朱毛股匪”，认为朱毛是一个人的名字，并不知是两个人的姓）。后来与部份红军一同到了卫生部所属的医疗单位，贺诚部长接见了我，以后就派我到兴国县所属的一个设在山上的红军总医院工作，每月给我20元银元的工资。在该医院工作了一段时期，医院就奉命迁往福建省附近、江西省的瑞金，作为红军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我就在该医院工作，并兼任卫生学校教员，那时的教育长陈义厚是国民党旁系部队在江西宁都全军起义过来的军医处长（该部队以后成为第五军团），另教员孙仪之、王斌等均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医政科长陈志方、部长兼校长是贺诚，我在红军总医院时曾为该院建立X光室，那时从白区千辛万苦运来一个德国制的小型X光机，说明书是德文的，那时医院中无人懂德文，由我翻译后，从某工厂调来一个小型发电机和技工共同装起，首次即为中央委员王稼祥同志（解放后曾任驻苏大使）照片，因王委员曾被国民党飞机轰炸腹腔内有弹片，弹片的大小，位置均不明确，非用X光机照片才能明确诊断，我给予照片后发现有比黄豆大的弹片在盆骨附近，但那时苏区内医疗设备很差，没有能作腹腔手术的医生，因之没能取出此弹片，只作了明确的诊断。以后并为曾山、陈正人等高级领导人照片，我在红军总医院时曾为不少的红军干部和战士诊治疾病，使他们恢复了健康，也挽救了不少战士的宝贵生命。我在红军卫生学校为红军培养了不少的卫生干部（解放后重庆市的卫生局长周洪生就是那时我的学生）也间接的救了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和保持了不少红军战士的健康。在苏区卫生材料是很缺乏的，外科用的胶布是很少，很难得到的，四肢创伤等敷药后，纱布固定不了，往往用麻线来捆，我曾开动脑筋，用松香和桐油加热后涂敷于牛皮纸或其它厚纸上，再用剪刀剪成狭长细条来代替胶布，结果伤病员们很满意，这间接的协助了治疗工作，替当时解决了一些材料困难的问题。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随中央卫生部行军，领导人仍为贺诚部长和医政科长陈志方。与卫生部一同行军的有邓颖超同志（她有时是骑马，有时是走路），毛主席的爱人贺子珍同志她坐滑竿的，因她有病。罗瑞卿的爱人（名字记不清了，因为那时只听战士们说是罗瑞卿的老婆），另外还有杨尚昆的爱人李伯钊在行军途中休息时她常常念俄文字母、俄语给我们听。贺诚部长的爱人（名字记不清了）也是同行的。贺诚部长的爱人在长征前一年曾生一男孩，在长征出发时不可能带走，只好寄养在农民家里，但他俩很喜爱这孩子，我曾剪了一小块X光机胶片给这小男孩照了一张相片，长征行军途中休息时，贺诚部长常把这张小照片拿出来给同行军中的同志们看。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同志在遵义曾在大约有二、三百人的干部会上传达了会议的情况和精神，那时我也在场，遵义会议后对我更有关心，贺诚部长见我冷曾将自己的毛线背心赠送给我。

    在长征的途中，我曾经常为战士们诊治疾病，曾有一段时间调到干部团工作。有一次我患疟疾，发高烧，行军困难，走不动，团长（记得名字是陈赓）曾将他骑的马给我骑，我对他感激。红军卫生学校教员尚有一个教员俞翰西医师（亦是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亦跟随卫生部长征行军的）在行军途经贵州与云南交界处，遭国同党飞机扫射，头部中了弹牺牲了。

    X光机在长征时，是拆散后跟随部队，由战士抬起走的，但至四川云南交界处记得镇雄县属的一个小村休息时把这个X光机埋藏掉了，因这个笨重的东西长途随军抬运影响了部队运动的灵活性，同时在行军途中也没有什么用处，在那时虽然认为是一个贵重的东西也只好牺牲了。

    我行军至西昌专区冕宁县所属附近大渡河的小村，因患严重痢疾，腹痛甚剧无法再随军行进，那时行军每日要走八九十里，甚至百里，都是夜间行军（因国民党飞机白天要来轰炸扫射）我怎能跟上呢？只得被留在民家。时在1935年初夏时，那里的农民对红军的印象很好，认为红军纪律严明，对农民秋毫无犯，走后并将房屋打扫干干净净，农民们都说红军好，红军好！他们知道我是由于患病不能跟进的红军，就煮稀饭给我吃，并找来个中医给我诊病，后来这个中医知道我是个西医，对我很客气厚待，并请我到他家去住，大约住了二三个星期，我病好了，但红军部队早已远行，这个中医就给了一些路费嘱我回家算了吧。以后我就万分辛苦的步行到成都后揩油坐船民的货船到了重庆，找到同学方尚礼的老师许轵民医师，他介绍我到四川省戒烟局工作，以后戒烟结束了，我就失业，抗战初承弘仁药房的药剂师潘崇和介绍至国民党军队作了个时期的军医，但在皖南事变后，我就看穿国民党的抗日假面具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我就脱离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工作（时在1941年春夏时），以后未有再在国民党的任何机关部队担任任何的工作，一直在重庆自行开业行医，直至重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