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独伊，浙江人，曾用名“沈晓光”。192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和丈夫李何一起受国家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82年离休。

　　1935年6月18日，晨光微露。

　　国民党36师师部一派肃杀之气。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命令。

　　瞿秋白在案头早已写下了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9时20分，瞿秋白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

　　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他向刑场走去，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一百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华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

　　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是年，瞿秋白年仅36岁。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从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为此，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曾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很难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我们依稀找回了那个面容清瘦，性格沉稳，生就一副铮铮铁骨的瞿秋白。

　　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寸草不生的罗汉岭，如今已满目葱郁，之中有株枝干挺拔的柏树，是1984年瞿独伊特地从北京来此种下的。谈起父亲的牺牲，瞿独伊只说了四个字——“无比壮烈”。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当地的望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幼年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精谙诗书的母亲常常教他写诗作词。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就在走廊里翻看着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教育下，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画出很好的山水画了。

　　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瞿世玮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瞿秋白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无奈辍学。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闷在房里，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在冷清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瞿秋白的母亲突然自杀。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处。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友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此，亲友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选择服毒自杀。

　　这一悲剧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每每谈起母亲，他都沉默无语。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

　　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仍会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她轻声叹道：“家庭破灭的凄惨现实，逼迫父亲很早便脱离旧环境，开始寻求新价值、新出路，这也使他更容易摒弃原有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

　　复杂的情感纠葛

　　瞿独伊坦率地讲述了母亲与瞿秋白的真实情感。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不是生父胜似生父

　　瞿独伊说自己从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还要贴心、周到的爱。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的我很天真活泼。”

　　“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说到自己的生父，瞿独伊说：“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亲就是瞿秋白。”

　　“我的父亲，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周，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总不忘记买一些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拍手大笑。

　　“我永远忘不了，一次爸爸妈妈来莫斯科儿童院看我，带我到河里划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一旁。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0年，瞿秋白夫妇途经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同学们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看我。我很好奇，也争着要看。当我一把抢过来，看到《共青团真理报》上报道着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晕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