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乡里和村子周边屯集了大量鬼子和伪军，周边几里地还有鬼子的碉堡，很多乡亲被鬼子打死了。”1942年1月，17岁的戴大桃“跟党走，抗日去”，先后进入新四军独立团第九连二排四班和陈毅警卫营。

    “那时候我们小队正在李口打骚扰战，多次偷袭成功，搞得鬼子白天加强巡逻，晚上只敢留一个人在碉堡前站岗。我们小队就计划烧碉堡。夜里，班长带领我们一个班，每人挑着一大挑秸秆，悄悄靠近碉堡。我主动请缨去堆秸秆、点秸秆。”戴大桃将秸秆堆在碉堡下点燃，并将燃烧着的小捆秸秆投掷进碉堡，碉堡终于被烧毁。

    戴大桃说，那时战士们最大的愿望是立下战功，火线入党。保安小队队长吴士奎（音）是队里唯一一位党员，他见戴大桃作战勇敢，便要介绍他入党，戴大桃很激动。吴士奎问他为什么要入党，戴大桃说：“打仗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我不怕死不怕牺牲，我要跟着党解放泗阳、解放中国。”1942年3月的一天，一场战斗后，戴大桃在一片树林里秘密宣誓入党，距他参军仅仅两个月。

    抗战时期，宿迁地区为党输送了许许多多英雄儿女，女子顶起了半边天。1939年，16岁的华玉兰目睹日军暴行，不顾家人反对，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之后带着同村好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加入新四军小鬼班。

    华玉兰说，小鬼们年龄小的十二三岁，大的十五六岁，她是大姐姐，要时时处处照顾小鬼们。有一次，行军180里，没饭吃没水喝，又累又饿，老百姓见是一群孩子，很心疼，把家里的煎饼大葱拿给他们。华玉兰一口不吃，把干粮收起来。连长问她为啥不吃，华玉兰说：“留着给小鬼们饿了再吃。”

    因为华玉兰参加革命，村里恶霸将她父亲埋在雪地里，将她母亲吊起毒打，是新四军赶到把人救下。华玉兰把父母安顿好后，又跟着部队出发了。记者问她：“父母遭这么大的罪，你当时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后悔？”老人答：“不害怕不后悔。只有跟着党走，才有出路。”

    华玉兰1949年7月入党。她保存的党员证上，一笔笔记着她交的党费，5毛钱，6毛钱，1块8毛钱……没有落下过一次。

    张道干今年95岁，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2年入党，解放后返回老家。1952年，他找组织交党费时发现，1946年，他所在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他的党员关系丢失了。这对他打击很大， 此后70年里，他一次次外出寻找当年的证明人。老人80岁时，生了一场重病，病床上他反反复复叮嘱侄儿帮他找回党员关系，帮他补上党费。

    2015年7月18日，央视《等着我》节目现场，张道干向倪萍讲述自己寻找入党证明人的经历，在场的人都落泪了。令人欣慰的是，张道干的入党证明人之一杨美田找到了。当她在现场出现，张道干喜出望外，起身敬礼，“老大姐……老首长……我可找到你咯……”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珍藏了70年的3块银元交给杨美田，流着泪说：“终于，有地方收我的党费了！”

    ……

    今年5月8日，93岁的葛聿品去世。

    截至2015年5月，健在的宿迁老兵有1020人，仅仅3个月后，这个数字变成了3位数。而倒在胜利前的战士则无法计数。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抗战老兵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只有今天仍然崇敬英雄的民族，才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民族。我们千里奔波，采写180位老兵，是希望一代代后人都能记住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