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年龄最小的95岁,最大的已经107岁。

    这是一群不老的传奇:他们身上，有对死生的坦然无畏,对信仰的坚定纯粹,对生活的乐观豁达……

    他们,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红军。

    在江西赣南，记者寻访了十多位健在的老红军、红军失散人员和老苏区干部。在和他们对话时，我们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精神之源、历久弥新的人格力量。

    “红军是我们大恩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心灵深处的红色记忆

    98岁的红军失散人员廖月英已卧病在床多年。在赣南大山深处生活了一辈子的她,听闻有人来采访她当红军的事,愣是在儿子儿媳搀扶下爬了起来,精神出奇的好。

    廖月英是赣州市宁都县蔡江乡罗坑村人,2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1932年,年仅12岁的她跟随哥哥参加了红军,专门负责给大山里的游击队送信。

    “山里有豺狼、野猪,我就拿棍子东敲一下、西敲一下。为了躲避敌人搜查,我还把信藏在牛粪下。后来,部队对我进行过嘉奖。”老人注目远方,高兴地向我们述说着。

    老人说,她爷爷是游击队员,外公在长征中牺牲,在自己生完小孩不久,丈夫也去参加了革命,后来也杳无音讯。

    “这可能是母亲唯一还清楚的记忆了。”廖月英73岁的儿子龚发富说,老人年事已高,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大多数事都没了记忆,唯独当红军的事念念不忘。

    苏区时期,参军参战的赣南儿女有93万余人,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0.8万人。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三位赣南子弟倒下。

    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如是问道。

    在赣县南塘镇石院村,我们见到了102岁的钟祖鉊。苏区时期,村里16位钟氏同宗兄弟结伴参加红军,13位成为烈士并绝户,最后回来了3位,至今仍健在的只有钟祖鉊。

    80多年来,每天起床后钟祖鉊做的第一件事，是拄着拐杖从卧室走到厅堂,向挂在墙上的毛泽东主席画像行军礼。

    “红军是我们的大恩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土地革命时期,钟祖鉊一家没有饭吃,只得靠租田谋生,是红军来了才有地可耕。为了支援革命,钟氏兄弟踊跃参军。

    钟祖鉊的亲哥哥在1931年8月的兴国老营盘战斗中牺牲,他自己的双耳则在敌机轰炸中相继被弹片击伤。长征途中,钟祖鉊因为一场大病被送回了家。

    “当时,我死活不愿离开!指导员说,小鬼别伤心,病好了再来找我们。”钟祖鉊回忆说,当时他病情越来越严重,高烧不退,指导员就叫人把他送了回来。

    回忆到动情处,钟祖鉊情不自禁唱起苏区时期在瑞金学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夕阳里,钟祖鉊耳后那两道疤痕分外醒目。

    在赣南,像廖月英、钟祖鉊这样投身革命参加红军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革命之初可能只是为了朴素的愿望,但在斗争中逐渐变成了坚定自觉的革命者。”长期关注老红军群体的赣州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卜利民说。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了自己曾是红军战士”——永不磨灭的红色信仰

    今年101岁的刘光登是赣县江口镇旱塘村3组村民。1933年3月,刘光登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11月,刘光登在宁都因患疟疾在医院治病,与部队失散后返回家中。

    记者见到他时,刘光登依然精神矍铄,胸前挂着的一枚纪念章醒目锃亮。儿媳妇罗新兰告诉记者,去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老红军们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他视若珍宝,每天佩戴在身,时刻不离,还常常放在手中抚摸。

    轻抚着纪念章,刘光登娓娓道来,向记者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

    “当红军,就不怕死。”刘光登老人说,红军经常3个人共用一把枪,拿着梭镖上战场,枪炮声一响,敌人的飞机就来炸,可他们一点都不害怕。

    “准备!瞄准!放!”谈到动情处,老人激动地站起身来,在院子里做起跨入战壕、举枪瞄准等战术动作。“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了自己曾是红军战士。”刘光登说。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一首《当兵就要当红军》,刘光登已经唱了80多年。他依然记得,部队上操下操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

    虽然从军经历只有短短的8个多月时间,但是,这段经历却影响了他的一生。1957年至1966年,刘光登担任旱塘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克己奉公,带领村民兴办了林场、麻场、榨油场、床场、鸡场等集体经济。

    1962年,连续几天的暴雨,章贡水库(现旱塘水库)的蓄水量达到临界点,塞住水库涵洞的塞子却因水中阻力过大拔不起来,无法泄洪。水库眼看着就要被冲垮了,刘光登二话不说,直接潜入水底,用双手将塞子拔起,成功化解了险情。

    “就跟当红军时一样,我拔塞子时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刘光登说,作为一名老红军、一名共产党员,什么时候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由于年事已高,刘光登已不记得自己的出生年月。但当记者问起他入党的日子时,刘光登却不假思索地说:“我是1954年10月7日入的党。”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一份矢志不渝的初心。

    在于都县小溪乡高石村,99岁的苏区老干部罗长生兄弟4人当红军,2人在战场牺牲。罗长生说:“当兵就不要怕死,为了国家做好事,我不后悔。”

    罗长生从小家贫,12岁时在小溪桥附近偶然看见几个红军,就跟着去参加了红军。在部队,罗长生负责抬担架运送伤员,后来还到兵工厂磨刀具。长征前夕,红军部队考虑到他年纪尚小,便让他返乡回家。

    多年过后,罗长生仍然能准确地说出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罗长生依然清晰地记得部队的规定,第一次犯错还可以原谅,第二次再犯就要拉出去枪毙。

    “红军的纪律就是铁律,任何人都不能犯。”罗长生说,正是这种秋毫无犯的纪律,使红军有别于白军,红军经过之处,人们都以能当上红军为豪。

    “好好做事学好样”——永不落幕的红色追寻

    7月底,记者曾来到兴国县长冈乡。那时,98岁的老红军钟发镇因病卧床,已经整整一周没能下地。记者近日得知,老人已经与世长辞。

    钟发镇12岁参军成为红军医院的预备卫生兵,长征出发时只有14岁。曾担任过李先念同志译电员的钟发镇平时最爱跟人讲的,就是长征途中译电报的经历。

    一直在照料他的儿媳妇李三凤说,辞世前钟发镇身体每况愈下,多数时间都在昏睡中度过。“有一次清醒过来,公公还把儿子孙子都叫了过来,说自己‘命不长了’,要他们以后好好做事学‘好样’,别学‘坏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罗长生曾在生产队负责保管粮油,虽然家里一贫如洗,吃饭都成问题,却从来没有借机会占公家便宜。有人说他是“大傻子”,他自己却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不能向组织要这要那,更不能做愧对党的事。”

    于都县民政局副局长潘连发说,每次春节走访慰问老红军时,老人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没有困难，谢谢组织关心”。

    居功不骄，感恩奋进，老人们的高风亮节影响了一代代后人。

    廖月英唯一的儿子龚发富曾是村里的贫困户,2006年以来,他从2头猪开始养起,自力更生,到2015年最终成功脱贫。现在龚发富家里不仅养着130多头猪,还盖起了两层楼房。“母亲从小就教育我,勤奋做事才有饭吃,母亲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龚发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