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总支队和红军航空队的征程，留下了一页页充满苦难、闪耀辉煌的感人记录。

    一、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新疆援接西路军余部

    1936年10月25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负责军事、政治和党务管理。西路军的编制序列为：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下辖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和直属部队。共2.18万人。

    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4个月，歼敌2.5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在西路军陷入危境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2月27日决定，以第四、第三十一、第二十八、第三十二军和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3月中旬，援西军进至镇原、固原以南地区。因西路军已失败，遂按军委指示就地待命。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视死如归，在战略上配合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他们所表现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崇高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

    据不完全统计，西路军兵败后，有近千名指战员抱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分散化装，千里行乞，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历尽艰难困苦和曲折坎坷，陆续到达陕北，回到了革命队伍之中。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全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3个师和一个后方留守处。

    第一一五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及陕南第七十四师等部，在陕西省三原县改编。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第三四四旅以及独立团和3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

    第一二〇师，由红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及独立第一、第二师和赤水警卫营、红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在陕西省富平县改编。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第三五九旅以及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全师共1.4万人。

    第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未参加西路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和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及第十五军团的骑兵团等部，在陕西省三原县改编。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以及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全师共1.3万人。

    八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共3000余人。八路军全军近4.6万人，装备各种枪4万余支（挺）。

    在改编的当时，驻陕甘宁苏区的红军，加上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红军摩托学校等部，共7.4万余人。有2.8万红军没有改编为八路军。西路军的归队干部中，有一部分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师直辖教导团，即由编余干部和西路军归队干部改编，由张贤约任团长。

    红西路军失败后，共产国际和苏联非常关注西路军剩余人员的下落，计划将失散人员接入新疆或苏联学习。1937年4月1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询问西路军余部情况，能否通知所有失散的西路军成员前往安西或敦煌，以便我们派人接运他们来新疆。4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告知：“已经决定西路军人员进入新疆后即转送苏联学习，因此，西路军务必前往星星峡，我们将会在那里迎接他们。”（见秦生著《红西路军史》第2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此前，在红西路军开始西进河西走廊行动后，1936年12月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准备提供给中国红军的1600吨箱装物资，派部队经新疆护送到中国。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负责接送武器有关事宜。代表团由陈云（化名施平）任团长，滕代远（化名李广）任副团长，成员有电台报务员段子俊、译电员李春田、翻译冯铉（即何晓理）五人组成。

    代表团接受任务后，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的接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宴招待了陈云等代表团成员。陈云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后，12月中旬由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看到了苏联当局准备援助西路军的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代表团接到电示，就在苏联边境待命。

    1937年4月18日，陈云一行终于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报，要他们急速前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队伍，以便回转国内。”4月23日，陈云率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迪化。这时才知道西路军已经失败，代表团的任务已经变更，是要他们“到星星峡去把西路军残部援救到新疆安全地点”。（见陈云给王明并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手稿，1937年6月19日。）

    新疆督办盛世才，于1933年4月，以武力夺取了新疆的最高权力。由于自身利益，1936年，盛世才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党同盛世才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世才采取的统战做法也是从苏联延续下来的。”（见陈云：《关于中共在新疆做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几点看法》1984年12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陈云在迪化多次找盛世才商谈救援方案，积极开展救援的准备工作。盛世才接受了陈云的建议。5月1日，陈云、滕代远等率汽车队，带着大批的生活用品来到星星峡，与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见面。历尽无数艰险苦难、虎口余生的420多名干部战士，见到陈云、滕代远时，热情地围向前去，热烈拥抱，百感交集，泪水直流。

    陈云看到同志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心里十分难受。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们已经有四十多天没有洗脸，每个人手上有二毫米厚的黑皮，面黄饥瘦，简直不类人形。如果说红军过草地已经很苦的话，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中所受的苦，更增加百倍。”（见陈云：《悼念李先念同志》1992年7月21日。）

    陈云心疼地对左支队指战员说：“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他在生活上做了体贴入微的安排，从迪化给西路军指战员每人带来了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双皮靴、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个瓷杯、一双筷子，设法搞来了一批新鲜牛羊肉、苏联的纸烟和白糖，又商请盛世才两次派飞机空投衣物、粮食、枪支、弹药。这使聚集到星星峡的400多名指战员装备一新，很快恢复了体力。

    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在纪念大会上，陈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鼓励大家说：你们历尽千辛万苦，艰苦战斗，今天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我代表党中央向同志们慰问！然后，他提高了声音说：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胜败是兵家常事。你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奋战到这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你们是革命的精华，是红色的种子，你们的光荣是黄金也买不来的。现在你们是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几万人，它将会燃起燎原的烈火，夺取革命更大的胜利。

    左支队指战员听了陈云同志的讲话后，很受鼓舞，黄火青说：“党中央的关心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陈云同志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大家听了更是兴高采烈，使我们这些从祁连山荒原僻野中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出来的红军战士，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见黄火青：《新疆工作的回顾》，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9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左支队余部在星星峡经过休整，面貌一新。5月4日下午，分乘几十辆汽车奔赴迪化。5月7日抵达迪化，对外称“新兵营”，暂住在西大桥附近阜民纺纱厂房舍，不久迁到东门外的营房。

    二、西路军余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

    红西路军左支队，以“新兵营”名义安顿下来后，陈云、滕代远先安排他们休息，检查身体，治疗伤病，恢复健康。在伙食方面，每天有大米、白面，盛世才还每天送来七八只肥羊。6月中旬，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虽仍指出“现在的任务，还是要保证他们恢复与保护身体的康健”。但是，他很欣慰地说：“如果把初到星星峡时的四百多人，再现在来看一下，那简直认不得。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吃饭吃饱，大家脸亦长得胖胖的，个个年轻力壮。我相信你们随便哪一个看了都会觉得是可爱的革命子弟。如果现在把我们的与本地的军队一比较，那就立刻可以看出我们的比本地的要年轻、精干、清洁、聪敏。虽然我们的队伍也一样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戴着青天白日旗徽章，但是我一认就可以认出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见陈云给王明并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手稿，1937年6月19日。）

    陈云6月19日写的这封信比较长，他在汇报同西路军指战员谈话中所了解到的西路军情况、作战经过和失败原因以及退入祁连山后到抵达星星峡和迪化的情形，并以对革命和对干部战士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这四百多人以后的安排提出尖锐的意见。他说：“我肯定的说，现在到了迪化的四百多人都是百战余生的人，每个士兵训练一下就是我们将来的军事干部。”陈云预感到西路军余部可能还得留在新疆一段时间学习军事技术，在这封信的最后，提出希望解决在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书籍、军事教官和学习军事用的汽车、铁甲车、机关枪、飞机等问题。因为天气热了，希望批准用八千美元购买汗衫、短裤、毯子、被单等物品。

    在此前的5月下旬，西路军指战员的思想情绪已得到稳定。但是，国共两党谈判这时还在激烈斗争中，新疆同陕北路途遥远，他们短期内显然难以返回陕北，而赴苏学习又一直得不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陈云、滕代远同西路军领导干部商量，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组织部队学习文化知识。

    陈云、滕代远对部队的学习作了细致安排。他们按照个人文化程度的不同，分别编成甲、乙、丙三班。“甲班的程度是等于高小一、二年级，乙班的程度是等于初小三年级，丙班的程度是一、二年级。”“算学课在上级干部中已经进行得很快，比例、三角、几何、代数均在进行。” “中上级工农干部中算术本来是门外汉，现在已经学到小数部分了。”“战斗员中的算学亦分三班，加减乘除大家快要学完了。”（见陈云给王明并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手稿，1937年6月19日。）

    选择教员，本着能者为师的原则，主要从西路军内部挑选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兼任。滕代远上语文课，陈云上政治课，冯铉、段子俊也都担任教师。所用教材，一方面从新疆书店购买，另一方面把党的有关文件印成教材，让大家既学文化，又学党的政策。

    在西路军官兵中很快形成了学习热潮。大家既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又认真学习文化，“那种热火朝天的劲头真像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见冉正全《从祁连山到迪化》，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时至7月上旬，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指战员，在过去学习的基础上，大都掌握了近两三千字，达到能记笔记和阅读报纸，数学则学会四则运算及百分数。在7月中旬组织的文化考核中，参加语文测验的106人中，有51人得了90分以上；参加算术测验的390人中，有192人在90分以上。参加政治测验的48名干部，对党的重要政策问题都有所了解。（见陈云、滕代远给王明、康生、邓发的信，陈云手稿，1937年7月15日。）

    就在7月上旬，又发生一件事情：盛世才提出要将西路军余部改编成一个营，说名册可以造假的，这样可以按照新疆部队发饷，而不必每天送羊肉。因为他的部下怀疑为什么这个“新兵营”每天特别送羊肉，而又不发饷。陈云经过考虑，觉得这个办法“实在不妥”。他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如果改编以后，督办也可借口应付环境派军械处、军需处的人来发生关系，那时我们不能拒绝，关系愈多，情况愈复杂，我认为这对于我们和新疆都不见得有利。”还说：“我认为在改编以后还有一个可能，督办也可借口应付环境，说你们不足一营人，所以派些别的人来与我们混编一起，这对于我们更困难。”

    因此，决定原则上不接受盛世才的提议，但是，“拟回信时说话仍需婉转”。说明：“我们在此是暂时的，我们身上还有钱可以自给，所以请他们不必发饷，羊子也可以不必送。”

    正当陈云准备将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送出时，“接督办来信”，“说他同意我们办法。可以不发饷，但羊子仍旧可送，一切仍照原来办法。这样，改编问题已经可以没有问题了”。（见陈云、滕代远给王明、康生、邓发的信，陈云手稿，1937年7月15日。）

    陈云、滕代远对“改编问题”的正确处理，避免了“新兵营”领导权的可能旁落，继续保证了我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共两党在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下，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延安的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陆续开赴山西抗战前线；随后，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使全国形成同仇敌忾、一致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1937年7月15日，正当陈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前一段西路军余部生活、学习情况的汇报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安德良诺夫，忽然拿来季米特洛夫的一封电报（俄文）给陈云看。经过翻译后，陈云了解到，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决定：西路军余部不去苏联，而是留在迪化学习。根据共产国际这个决定，陈云和滕代远提出把“新兵营”进一步办成学习现代军事技术学校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组织干部战士学习，陈云同滕代远、李先念、李卓然等商量，决定对西路军余部按照“学校的方式”进行整编。西路军工委继续保留，将左支队改编为总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每大队编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个人左右。团营连干部编成干部队。

    为了使西路军总支队官兵尽快开始学习军事技术，陈云先从苏联顾问那里详细了解盛世才机械化旅的装备情况。这时，盛世才拥有装甲车、汽车和火炮各一个营的装备。还有十多架侦察机和教练机，专门成立了一个航空队。这些技术兵种，都聘有苏联教官执教。

    西路军指战员在这里学习军事技术，具有很不错的条件。这对红军的长远发展也是很需要的。摸清情况后，陈云正式向盛世才提出：请新疆军官学校教官和苏联教官,帮助西路军总支队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由于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支持这个要求，盛世才也表示同意。

    这年秋天，陈云写信向中共驻共产国际汇报了西路军左支队近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学习内容有中文识字课、政治课、算术课、军事课、卫生课、常识课、习字。另外，还办了无线电训练班。信中报告了“新兵营”在迪化的生活情形。因迪化金融波动，决定加发零用钱。另外，有三十名左右因负伤致半残废者，过去由苏维埃发给抚恤金，现酌情给以优待费。伙食方面，每月增加菜金（省票）约一百五十万两。办公及特等杂费约五万两。以上所计每月需有一千四百万两（约合美金二千五百元左右）。现该地各种物价有上升趋势，若在迪化过冬尚需添置各种用品，教室和教学器材也有许多空缺，这些还需远方（即共产国际）支援。信中还报告了“新兵营”文体活动十分活跃；还汇报了干部的思想情况。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地理条件和电信条件所限，陈云、滕代远在到达新疆后的半年时间内，主要是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以电信和写信形式，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我党在新疆工作人员和西路军余部学习、生活所需经费，也主要由共产国际供给。1937年10月，随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建立，才沟通了他们与延安的直接联系。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陆续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和兰州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0月中旬，八路军总部代表周小舟受中共中央委托，到新疆跟盛世才商谈设立办事处事宜。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邓发也来到新疆。在陈云、滕代远、邓发、周小舟共同努力下，盛世才同意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10月下旬，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成立，最初设在督办公署，后来迁到南梁新疆塔城行政长官的一所住宅（今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一号）。与西安、兰州等办事处不同的是，驻新疆办事处不公开挂牌，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

    陈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滕代远担任办事处主任。在陈云的主持下，办事处确定了在新疆的六项任务，即：（一）搞好统一战线，执行盛世才的“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维护祖国统一；（二）巩固抗日后方，保护国防交通线；（三）筹集抗日物资，支援前线；（四）培养骨干，为抗日战争培养人才；（五）接待好延安至苏联的往返干部及有关人员；（六）了解、反映、指导党在新疆的工作。

    周小舟来到新疆，沟通了陈云同中共中央的直接电讯联系。10月23日，陈云和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汇报了西路军余部入疆以来的情况，说：

    “西路军余部四百三十人抵迪已有五月余，仅以本身力量进行中文、算术、常识、军事、政治的训练，进步虽有，而新武器还没有学习，多次要求赴苏学习，未得国际批准。”“现在要求护送皮衣回陕北上前线抗日，否则即准备全部分到迪化学习飞机、铁甲、汽车、炮兵和骑兵。则今日已商准督办，下星期送一百五十人入学学汽车三月，毕业后再学铁甲车、坦克。我们认为，利用新疆在三年内培养五千军事的新干部是可能的、必需的，且学校名称、设备现比陕北完备些。中央意见如何，望转报国际和指示我们，以便遵行。”

    陈云、滕代远提出的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10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陈云、滕代远：“同意将四方面军人员分配到迪化各学校去学习新技术。”

    陈云、滕代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将西路军总支队转入机械化武器装备的正规学习和训练，时间初步安排5个月。第一、二、三大队先学习驾驶汽车，在学会驾驶汽车的基础上，再选派学习驾驶装甲车和坦克；第四大队学习使用各种火炮。干部队继续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陈云作了动员，勉励大家进一步努力学好新的军事技术。大家也想学习，都很高兴，聚到一起谈的就是机械化。

    三、陈云进一步提出培养航空骨干的计划

    陈云深谋远虑，计划为我党培养第一批红色飞行师。他同滕代远等一起，从西路军总支队中选定了25名红军干部，准备到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陈云于1937年11月27日离开迪化，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代表由滕代远担任。12月中下旬，滕代远、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等也奉命回到延安。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由邓发接替。1939年6月，陈潭秋到迪化，又接替了邓发的工作。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始终处于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的领导之下。

    陈云回到延安后，向中共中央提出挑选一批既年轻又有文化的红军干部，去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的建议，并得到批准。于是，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又从抗日军政大学和红军摩托学校挑选了19名学员，大都是团营级干部，并逐一找他们谈话。当时在抗大学习，曾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的方槐回忆说：

    “现在我还记得陈云同志找我谈话的情况。开始他问了一些情况，接着拿了一份《新中华》报考察我的文化程度，然后问我对学航空技术有什么想法。当我汇报说担心文化低，怕学不好时，他说：‘你读过书，当过青年部长，还能写写工作总结，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党在困难的条件下办了这么多学校，目的是培养你们，寄希望你们掌握现代化技术，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过去你们这些放牛娃、种田出身的人不会打仗，不会做政治工作，通过学习都会了，因此对学习航空技术要有信心。‘他还说：‘在苏联时，我曾问过一位空军飞行师，文化程度低的人能不能掌握航空技术，那位飞行师讲，只要不是石头，就能学会。这话说得多好啊！你们这些同志都不是石头，只要肯钻研，努力学习，是一定能够学好的。’一席话，既亲切，又朴实，说出了极为深刻的道理，鼓起了我学习掌握航空技术的勇气。”（见方槐《我们终于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载《革命回忆录》（13），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1938年3月3日，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第二期机械班开学。中国共产党选派的43名学员（迪化新兵营选25名，延安选18名）参加学习。入学前，邓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按照同陈云商定的意见，宣布分为两个班，吕黎平为飞行班长，严振刚为机械班长，成立一个党支部。邓发宣布航空队党支部由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

    从此，“建起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为我军培养了一批航空战线的栋梁之才。”（见“中共领袖开国元勋故事”《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陈云的故事》，石仲泉、陈登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7月。）

    这支航空队的43名成员，来自第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党员干部。在新疆工作的我党同志，亲切地称他们为“红军航空队”。方子翼将军在《雪山·草地·蓝天》军旅生涯录中，第十章的标题就是“红军第一支航空队”。（见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2010年7月版第121页。）王定烈主编的《当代中国空军》记载说：“这是一支特殊的学员队伍，它是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红军航空队’，后来被习惯称为‘新疆航空队’。”(见《当代中国空军》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

    然而，近来不知有些人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极力贬低党中央、毛主席选派红军干部去新疆学习航空技术的英明决策，极力歪曲我党第一支航空队的历史地位，极力否认“红军航空队”称谓的历史事实与合理性。他们的论调之一就是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25日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因此，1937年8月以后再称“红军”，再称“红军航空队”，就是“不敬畏历史”。这种论调貌似有理，其实属于对那段历史一知半解的偏执之论。下面，就再费点笔墨，对当时的历史真相作一简要的回顾。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八路军的部队，是红军主力约4.6万人，但陕甘宁边区仍有2万多红军并未改编八路军。如延安红军摩托学校成立于1937年，有15位航空学员，就是从这所学校选出的红军干部。红军摩托学校一直办到1944年，校名并未因国民党右派的不容而改变。当时，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及应声虫，利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这一机会，大肆散布“红军已经被收编了”，“红军已经不存在了”，“不准再称红军了”。好像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终于被拔掉了。但是他们的阴谋岂能得逞？！毛主席1937年9月25日在《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中，就针锋相对地强调：“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群众”。“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以一切可能的助力。”（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3页。）毛主席讲的“红军”，就是已经开赴华北战场的八路军。

    红军主力虽已改编为八路军，但我党领袖和同志，仍常常亲切地称他们为红军，把八路军与红军作为一体，交集称谓，或者代替称谓。毛主席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