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聿品一家三兄弟去打鬼子，只有他看到了胜利。

韩兆金十五岁参加新四军，当上侦察兵。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人民的伟大胜利由战士的巨大牺牲奠基。宿迁是革命老区，新四军在此创建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十九个主要根据地之一。数以万计的宿迁子弟参军打鬼子，许多人忠骨埋青山。自2015年起，我参与宿迁晚报的抗战老兵寻访小组，采访了180位老兵，听他们讲述烽火岁月的英雄故事。

    为国仇家恨，十四五岁上战场

    我们采访的老兵，平均年龄89岁。70多年前，他们还是十四五岁的乡村少年，大多不识字，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们懂得，决不能做亡国奴。

    1942年，葛聿品14岁，大哥葛聿祥、堂哥葛聿俊参加了彭雪枫师长的队伍，葛聿品也要从军。第一次报名因年纪小没成功，他不甘心，经常给新四军传递日军据点的情报。第二年再报名，成功了。不久，他夜间行军抬重机枪摔断了腿，不能上阵打仗，改做地下联络员，负责泗洪、宿迁、新沂等根据地之间的联络工作。“为了送信，我惯常一夜来回跑几十里地。日本兵封村，动不动上家里抓共产党，我家因为出了当兵的，房子被烧了三次。”

    敌后斗争条件艰苦，组织上给葛聿品配了把土枪，他因此有了个绰号“土机枪”。葛聿品身上挎的弹夹是用高粱秆撑起来的，只有十来发子弹，不到关键时刻不舍得用。抗战胜利前夕，葛聿品带着游击队赶往新安镇执行任务，在一片林地遭遇一队日军，鬼子机枪大炮火力全开，葛聿品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子弹打完了，刀也砍豁口了，我们才突围。出去时几十个人，一晚上就剩下十几个，太惨了！”老人用双手捂住了脸。

    采访中，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家兄弟三人去打鬼子，只活我一人！”

    也是在1943年，也是在15岁，韩兆金参加新四军。

    韩兆金幼时，父母在苏州工作，他在宿迁老家读私塾。1942年前后，日军在苏州、上海一带狂轰滥炸，韩兆金的父母失业了，只得回老家，可日军的铁蹄已经踏上这片土地。一家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搭个窝棚住，没有吃食，“最后，把我的小妹妹卖了，换了两斗粮食……”韩兆金老人痛哭失声。

    韩兆金有文化，头脑活络，上级安排他做侦察兵，以孩子的身份做掩护，往来各乡镇，搜集日军据点的情报。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韩兆金拎着一篮花生，在一个叫“叶桥”的地方叫卖，忽然看到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这人平时不在家，组织上早就想抓他，一直没机会，当时我就想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他立即向上级汇报，同时严密监视汉奸动向。韩兆金和另外两名战友在他家外埋伏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夜里，那汉奸出来上厕所，韩兆金和战友悄无声息地摸到他身后，没费一枪一弹将他抓获。

    说起与日军、汉奸周旋的故事，韩兆金时时提起战友的名字，无限感慨：“我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我一次次死里逃生，替他们看到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郭孝云，原籍安徽，二十多岁离家打鬼子，之后参加解放战争。胜利后，他带着军功章回老家，父母都不在了。“我离家那天，父母挥着手，叮嘱我早点回来，我不敢回头……我真后悔当时没多看一眼。”说到这里，老人嚎啕大哭。他的子女说，父亲落户宿迁以后再没回过安徽，每到过年都会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三个头。

    不识得家人，却不会忘记抗战

    有人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但老兵的抗战记忆不会抹去，即使连家人都不认识了，也不会忘记民族的苦难和热血的青春。

    因为病痛，90岁的徐光彩记忆力衰退，常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候连儿子都不认识，但他记得：“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我们去时，徐光彩正坐在屋檐下，仰望着从檐上漏下的阳光，一声不吭。“前几年，他身体还不错，哪知今年突然糊涂了，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徐光彩62岁的儿子徐乃会说。

    这样的老人还能给我们讲述什么？

    “您打过日本鬼子吗？”当我第四次大声重复这句话时，徐光彩的眼睛忽然转动了一下，他大声说：“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然后又陷入沉默。

    “您在哪里打过仗？”“打仗怕不怕？”“打仗受过伤吗？”我反复提问，果然，“打仗”这个词帮他在混沌中找到了记忆的头绪。

    “我父亲去世得早，娘几个靠要饭活命，我去当兵有吃的。”1944年，徐光彩参加了新四军，到山东一带打日本兵。他是炮兵，当过班长，用的是“六〇炮”，老人做了一个炮弹上膛的动作。“在济南那次打得最惨。那是6月里，小鬼子把我们困在一个山头整整一个月，天天下雨，一个月没吃过粮食，全靠吃山上的树皮树叶、野果子。”这一仗只有三成战士突围。

    徐光彩后来的讲述几乎全是碎片：“每天都行军，一夜要跑一百里地！”“我们武器不如人，要打游击战”“冬天太冷了，手脚都长冻疮”……

    当我们起身要离开时，他又大声说：“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今年94岁的王启，是唯一一个采访中没说过一句话的老兵。长期战斗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1952年，王启离开部队，回到宿迁。

    王启的儿子王克德告诉我们，父亲识字，在部队先是做文化工作，参加过大大小小上百场战斗。王克德说，父亲精神正常时，会讲抗战，会唱国际歌，会讲牺牲的战友，比如“日军经常狂轰滥炸，到处都是战友的尸体。”父亲精神出问题时，要到扬州的复原军人疗养院进行康复治疗。王克德说，先是爷爷送父亲去，他14岁时接替爷爷，带着父亲去扬州看病。

    采访中，王克德将抗战纪念章拿出来给大家看，原先对周边环境很漠然的王启一反常态，在之后的采访中始终专注于纪念章——或是仔细擦拭，或是挂在胸前，或是装进口袋里……

    老兵们已届耄耋之年，又有健康问题，采访很困难，但总有一些关键词宛如钥匙，能够打开他们的记忆之门。

    “嘀嘀哒哒嘀嘀……嘀嘀哒哒嘀嘀……嘀嘀哒哒嘀嘀……”许庭柱听力极差，他的家人告诉我，他曾是一名司号员，我就大声哼了一段冲锋号，老人马上反应过来，说：“这是冲锋号，我以前吹这个号最多。”

    1943年7月，15岁的许庭柱，背着母亲，拿上两张煎饼，离开老家皂河镇，去找新四军。他先是参加了区里的独立团，部队安排他当司号员，送他到安徽灵璧学吹号6个月，后来编入新四军。“我是六师一旅四十八团三营十连的。”90岁的许庭柱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部队的番号。

    去年4月，我们去采访94岁的牛玉阳。那时，他已经卧床两年多，家人说老人也许过不了那个夏天。

    满屋药味，一张矮床上，牛玉阳躺在外侧，92岁的老伴躺在里侧，两位重病老人都几乎不能说话。

    在床边，我们和牛玉阳的大儿子聊了起来。当提到“打鬼子”等字眼时，我们注意到老人很想说话，同事试着问：“爷爷，您打过日本鬼子没？”“打过……”他说，还做了一个打枪的动作。老人声音很小，枯瘦的双手，动作幅度也很小……

    一生追求信仰，不害怕不后悔

    老兵们出生入死，是奔着为民族争自由、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这信仰是他们一生的追求，从未淡化。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飞机坦克来勿怕，大刀挥起敌人跑！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

    这铿锵激昂的歌曲，是91岁、75年党龄的老兵戴大桃在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