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阎宝航夫妇与子女们在南京合影。

阎宝航（1895—1968）

现年88岁的阎宝航三女儿阎明光。

    半个多世纪后，一枚国外的纪念勋章被辗转交到一位红色特工的后代及战友手中，一段传奇经历渐渐从尘封的历史中被打捞出来。

    1995年，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授勋仪式。时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经总统叶利钦授权，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已故的阎宝航和他领导的情报小组中健在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颁发了“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

    参加仪式的阎宝航三子阎明复回忆，现场十分庄严，罗高寿称，阎宝航提供的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日期的情报，以及日本关东军东北布防资料的情报，其贡献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我们的心情复杂，备觉遗憾，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如果父亲能亲自参加仪式该多好，可惜他看不到了……”阎宝航的三女阎明光感慨。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阎宝航的子女对父亲曾做过的事知之甚少。

    从周总理取名“阎政”，到俄文代号“巴维尔”，从解放后同事尊称的“阎宝老”，再到秦城监狱代号“67100”，一点一滴，一份份记忆的搜集、拼接，儿女们对父亲的“重新发现”经历了漫长过程。

    “吾之最大欢悦，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

    加入中国共产党前，阎宝航是一名基督教徒，还曾出任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总干事。

    “因自幼家境贫寒，父亲12岁时还是猪倌。”现年88岁的阎明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童年的父亲常跑到私塾窗下听课，先生发现他天资聪颖，便免费接纳他上学。

    1913年，18岁的阎宝航考上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预科。他不仅成绩优异，还是足球、篮球两栖明星。

    5年后，阎宝航以全优成绩毕业，谢绝多方聘任，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这时，阎宝航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青年会推崇“造就青年，服务社会”，一直崇尚“教育救国”的阎宝航，于1918年创办奉天贫儿学校，至1928年，该校已发展为拥有几所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视察贫儿学校后不吝赞赏：“当年北洋大员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与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香山慈幼院。你一个师范生，无权无势，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业绩，确实难能可贵。”

    青年会是一扇西式文化橱窗，各种思想不断交融。受几位地下党员的影响，每周一聚的“星期三会”逐渐将读书讨论重点转向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并形成东北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

    阎宝航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日军加紧了侵略东北的步伐。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阎宝航相继发起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一场轰轰烈烈反对日本人毒品走私和销毁毒品的运动为其赢得“关东林则徐”的美誉。

    1929年10月底，阎宝航参加了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并在会议上将辗转获得的英译本《田中奏折》公开，引发舆论哗然。“父亲是第一个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的人。”阎明光说。

    “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被日寇悬赏5000块大洋追捕，被迫逃亡北平。在北平，阎宝航召集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继续为抗日救亡四处奔走。

    1934年，阎宝航出任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总干事，深得蒋介石和宋美龄信任。接下来的3年间，阎宝航常跟随蒋介石夫妇到各地宣讲“新生活”，建立分会。

    “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想要见蒋夫人，都要先往我父亲那儿打电话、登记预约，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来安排，父亲由此结识了一大批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界高官。”阎明复回忆。

    西安事变后，阎宝航飞赴西安，向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转达张学良亲笔信。此行的意外收获便是与周恩来首次会面。谈及出使西北的教训，阎宝航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

    1937年，阎宝航正式提出入党申请。这并非他首次提出申请。据苏子元回忆，1927年，阎宝航曾向他提出入党要求，后因苏子元前往苏联等原因被搁置。

    193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后，阎明复从病榻上的刘澜波处得知父亲当年入党的曲折经历。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共产国际方面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认为父亲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周恩来则回答：‘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

    父亲给阎明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打回老家去”，每谈及此，父亲愤慨不已。1938年保卫大武汉期间，时年11岁的阎明光在“九一八”大会上演唱《松花江上》，全场含泪合唱的情景令她终生难忘。

    “吾之最大悲痛，莫过于民族同胞惨重牺牲；吾之最大欢悦，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阎宝航日记中此番独白，可以看作其在革命道路上孜孜前行的动力。

    重庆的“抗战饭店”有三，“阎家老店”居首

    1938年，武汉沦陷，国民党指挥中枢迁往重庆，阎宝航举家下榻重庆村17号。这座三层小楼有两个便门，一个有小路可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另一个通向荒僻山岗。显然，阎宝航对住址挑选颇费思量。

    当时的重庆，东北流亡者众，不少人食宿无着，重庆村17号俨然成为临时收容所。

    在阎明光的记忆中，“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阎明光姐弟半夜常被母亲喊起来，把床让给客人。

    当时重庆“抗战饭店”有三，沈钧儒家的“沈家饭店”，王炳南家的“王家饭店”，阎宝航家的“阎家老店”则居首。

    主持“阎家老店”的阎宝航夫人高素全心支持丈夫，无怨无悔。阎宝航仗义疏财，来此下榻的客人不需负担任何费用，家里开销陡增。钱不够用时，孩子们常陪着高素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周恩来曾多次称赞高素“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阎明光回忆，为了救父亲手下员工的女儿，母亲摘下唯一的金戒指，换了3针珍贵的盘尼西林，7个月大的孩子得以重生。

    类似故事数不胜数。

    经此家风熏陶，孩子们自幼便知慈悲。阎明光回忆，上小学的弟弟常饿着肚子跑来找自己吃午饭，一问，原来他把铜板给了家贫的同学。

    “阎家老店”在那个年代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救济，作为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大本营，不少抗日爱国人士常光顾这里，包括沈钧儒、陶行知、范长江、李公朴等。

    此时，阎宝航仍活跃在国民党高层，除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等职。

    以其特殊身份作掩护，“阎家老店”成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同时成为革命者的庇护所。

    在阎明复童年的记忆中，家里二楼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颇为神秘。每次周总理来，总会到密室里和父亲打牌，第二天早上，都是由母亲打扫房间。“当时我很奇怪，家里有人做饭，有阿姨打扫卫生，我说妈妈你何必去倒这个痰盂呢？妈妈说，举手之劳么。”

    阎明复后来恍然大悟，母亲担心他们密谈会留下碎纸片等痕迹，要亲自打扫干净才放心。

    这段时期，阎宝航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5年，却从未暴露。

    1941年，大女儿阎明诗从延安归来，对外声称患肺结核回来治疗，实则担任国际情报工作的译电员。多年后，阎明诗丈夫曹酉向阎明复回忆：阎宝航交给阎明诗的情报，都由阎明诗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交到秘密电台。

    国民党特务的频频骚扰让全家烦扰不堪。1938年起，阎宝航陆续将4个孩子送到延安，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非常罕见。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右翼人物指称阎宝航是共产党。

    此外，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军统的戴笠、康泽以及中统的徐恩曾都曾找阎宝航“谈心”，却找不到确凿证据，而阎宝航与国民党上层的渊源令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阎宝航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到我家里来，是从后门进来的。这时特务来了，我老伴出去应付，说我不在家。我的态度是对特务敷衍应付，对他们说，只希望生活能对付着过下去，将来能打回老家，抗战到底，表示自己无心政治。因为大特务常来，小特务倒不敢找麻烦。”

    阎明光记得，哥哥姐姐从延安的来信常会画上延安宝塔。当时学校里音乐老师的丈夫是特务，他佯装带明光出去划船，在纸上画了宝塔，年幼的明光不知就里，在塔下画了哥哥姐姐。阎宝航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明光转学。

    多年后，阎明光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一份国民党时期的文件赫然写着“阎宝航”，其活动被特务详细记录。

    “张学良曾跟我和弟弟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阎明光回忆。

    有人用“热闹非凡又惊心动魄”形容“阎家老店”，对更多亲历者，这里的底色是“温暖”。

   曾举家投奔“阎家老店”的公安部办公厅原主任姚艮撰文回忆：“我住过各式各样的家，父母的老家，自己的家，亲朋的家……我问自己：你一生认为在哪里在哪个家最幸福、最温馨了。我回答自己：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

    “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

    长年的情报生涯和工作纪律，使阎宝航对过往绝口不提，对家人同样守口如瓶。包括三大国际战略情报的获得：获取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提前获取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

    直至1962年年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给在京的高级干部作形势报告，回应苏联的指责：“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来都是互相帮助的，而不仅仅是苏联单方面援助了中国，中国也援助了苏联。”

    报告中，周恩来提及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是我党向苏联提供了德军发动战争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后来还来电感谢。周恩来评价这是“无法估量的援助”。

    当时，阎宝航就坐在台下。

    总理的话对阎宝航的鼓舞可想而知。会后，他将之前撰写的《担任国际情报工作的经过和成绩》交给总理，当年3月6日，周总理在信上做了亲笔批示，证实了信中叙述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阎宝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

    随后，信件被批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时阎明复正在中央办公厅做翻译工作，杨尚昆让阎明复看了阎宝航给总理的信和总理批示，据阎明复回忆，那时他才知道父亲的这段历史。

    1965年，阎宝航应中组部的约请，写了一份《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纪要，后组织部门文件存档时定为《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

    在文中，阎宝航叙述了搜集国际情报的起因：“1941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代给我国际情报工作任务，并由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我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

    阎宝航俄文代号被称为“巴维尔”。显然，他的特殊身份为从事该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基于该任务的特殊性，他的身份仅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道。

    阎宝航获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的1941年，正是日本积极诱降国民党，同时德国为配合日本拉拢国民党之际。在此背景下，德国向国民党政府透露了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

    在一个德国武官和国民党要员均参加的小型酒会上，在大家酒酣耳热之际，于右任告知阎宝航，德军将在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进攻苏联，阎宝航不动声色，又问孙科，得到证实，随后他借故提前离开，立即发报。

    “事实证明不错。德国于是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告约在一个半月以前。不久，罗申对我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阎宝航写道。

    而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对阎宝航来说更是举重若轻。

    对此，阎宝航回忆：“约在1944年夏季，我向军委三厅副厅长钮先铭说：陈诚要我写日本何时进攻苏联的文章，但是没有材料，可否把日本关东军的材料借我用一用。我再三要求，他才答应借给三天。我就这样用‘假公济私’的办法，把材料拿到手。”

    罗青长证实，阎宝航获取的该情报“厚厚的两大本”，“无一不备”。中央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对日开战后，苏联短短几天内便彻底摧毁了日本这一王牌部队。

    此外，1941年下半年，阎宝航从军统密码破译机构得到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中央迅速通报给苏联政府，斯大林又告知罗斯福。遗憾的是，该情报并未得到美国政府和军界的重视。

    2005年，已离任的罗高寿接受媒体专访时感慨：“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周总理批示后，曾有人对阎宝航说：“你讲得太晚了。”对此，阎宝航一笑置之。讲得晚的又何止这一件。

    1937年入党的阎宝航直至1952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才公开党籍，长期身份是“民主人士”、“党外人士”。即使在1947年至1949年出任辽北省政府主席期间，他仍遭遇党内文件不能看、党内通报不能听的尴尬。

    罗青长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回忆：“对于这种长期在自己的亲人面前甘于以‘友人’的身份相处，遭到误解，甚至在蒙冤的境遇也无怨尤，如果没有坚定的党性，没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没有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是万难做到的……”

    “阎家老店”浩劫

    多年后，阎明复仍能清晰描述秦城监狱的模样：“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

    1967至1975年，阎明复在这里度过了七年半的监牢生涯，而阎宝航也在此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相比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意气风发，新中国成立后的阎宝航甚为低调。1949到1959年，阎宝航调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1959年，64岁的阎宝航自感体力难以承受外交部繁重的工作，便辞职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征集整理文史资料。

    到“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作前，经阎宝航主持征集的文史资料近两千件，1500余万字，极具史料价值。未曾料到，一场劫难却突然降临。

    当时，“四人帮”及其同伙为达到打倒周恩来的目的，把大批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东北的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东北叛党集团”，阎宝航的名字赫然在列，其被捏造的罪名是特务罪。

    1967年11月7日晚，刚从政协机关下班回家的阎宝航还未来得及端起饭碗，便被几个穿黄大衣的人架走，目睹这一切，坐在餐桌前的小孙女被吓得哇哇大哭。

    这仅仅是“阎家老店”浩劫的开始。

    半个月后，长期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俄语翻译的阎明复被捕。“四人帮”断言阎明复有一部电台转移到父亲那里去了，既然父亲是特务，儿子也必定是。

    事实上，所谓“转移”是当时阎宝航家里的收音机坏了，把儿子的收音机借去一用，一件平凡小事被硬生生“移花接木”。

    打击接踵而至。

    长子阎大新被取消军籍，下放至贺兰山区；次子阎明智被隔离审查，惨死长沙；二女儿阎明英、三女儿阎明光均被下放，阎明光丈夫被关押。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阎明复痛苦地回忆。

    1971年，高素罹患肺癌去世。去世前不久，高素口述了一封给总理的信：“我始终相信玉衡（阎宝航的字）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贴着4分邮票的这封平信没过多久居然得到了总理的指示：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准予报销高素的治疗费和安葬费。这无疑带给全家人巨大温暖。

    阎明光回忆，临终昏迷时母亲还欣慰自语：“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赶快包饺子。”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高素仍坚信丈夫活在人世。

    “这样，我们这个在抗战时期，在坚持地下斗争中，帮助过多少陷于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东北难民，而被亲切地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阎明复说。

    出狱后的阎明复才得知，自己与父亲一度同监。

    阎明复回忆，1968年四五月间，他在狱中偶尔听到熟悉的咳嗽声，很像父亲的声音，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儿子的直觉准得惊人，那些深夜的咳喘正是阎宝航最后一丝微弱的生命气息。

    阎宝航被平反后，姚艮带着阎明光到秦城监狱查阅档案。在那座犯人名字被简化成数字的监狱中，阎宝航的代号是67100，阎明复代号是67124，中间只隔23人。

    在那里，他们没有找到有关父亲冤案的任何文字材料，只找到一张父亲写的字条，上面写着“高素老伴儿，我要回家”。

    也是在这次寻访中，阎明光得知，1968年5月，在一次拳打脚踢的深夜提审后，父亲昏迷不醒，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姚艮陪她找到当时在医院现场的老工人。老工人指着候诊室的长椅说：“抬进来时就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

    阎明光听后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

    在父亲被抓后的一天夜里，阎明光曾做过一个梦：“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就这样哭醒了。”

    1978年1月5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耀邦致悼词，给予阎宝航一生高度评价。

    一个细节至今仍让儿女们心痛不已。在当时殡葬单位出具的说明中，阎明光看到其中一栏赫然写着“不留骨灰”。那是江青的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

    “这样就将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里，一起安葬。”阎明光说。

    “父亲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救出张学良将军”

    回顾阎宝航一生，“张学良”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两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作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阎宝航陪其见证了若干历史时刻。

    两人最初相识于阎宝航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期间。如潮般的新式思想同样吸引了青年张学良。此后，阎宝航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各种活动，向其引荐了不少西方友人。

    当时，阎宝航白手起家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声名鹊起。时任张学良助手的郭松龄夫人韩淑秀长期在贫校做义工，因这层关系，张学良、郭松龄二人常常来贫校参观、捐款。除慷慨解囊外，张学良还以个人名义在东三省为贫校募捐。

    感动于张学良的义举，阎宝航去信道谢，张学良则作答：“德不孤，必有邻。”

    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反奉，一个月后，兵败被捕，夫妻双双赴死。作为郭松龄的坚定支持者，为免受牵连，阎宝航不得不躲到一外籍友人家中，直至张作霖在庆功宴会上烧了奉天军政人员私通郭松龄的信件，才重新复出。

    此时，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考虑让阎宝航接班，推荐其去英国留学。无奈囊中羞涩，正当阎宝航山穷水尽之际，张学良派人传话，不必为留学费用担心。

    之后，东北局势风云突变。先是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同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

    1929年初，在爱丁堡大学就读的阎宝航接到时任张学良幕僚王卓然的来信，直陈眼下正是少帅用人之时。阎宝航即刻返程。

    “九一八事变”后，深知张学良内心苦闷，阎宝航和几位东北军领袖经常与其一起商讨收复东北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