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好衣装、戴上心爱的军帽，孟昭于缓缓地将手举到帽檐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讲述起抗战中牺牲的战友，孟老泪流满面。

孟老珍藏着当年抗战时期自己用过的笔记本。即便抗战负伤住院，他仍坚持记录，当时没有墨水了，他干脆把红药水灌入钢笔，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战地日记。

一次战斗中，孟昭于被炮弹炸伤，伤口在脊柱上，至今还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

孟老喜爱阅读关于抗战的书籍，家中收藏了百余本各个时期出版的抗日战争读物。

尽管已经94岁高龄，孟老始终保持着军人情怀，军装还是他的最爱。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孟老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了抗战时期文物。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民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地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日到底！”

    1938年5月9日，河北霸县县中学一间教室里，黑板上挂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学生们起立、站直，政治教官念一句，学生们念一句。

    17岁的孟昭于穿着八路军发的新军装，心潮澎湃。读着誓词，他和同学们流下了动情的眼泪，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初一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当时，八路军和日伪军在霸县展开拉锯战，几个回合后，八路军占领了县城，来到县中学，给16岁以上的学生发了一封信，号召大家参军入伍打鬼子。因为是学生兵，孟昭于并没有直接被送上前线，而是进了培训班。

    “先受训两个月，出操、跑步、卧倒、射击、投弹，天天练。”今年94岁的老人回忆。两个月的初级培训结束后，孟昭于又被送到河北抗战学院，在这个专门为部队培训干部的地方继续受训两个月，期间，还野营了20多天。

    回到家乡冀中军区五分区时，日军正对冀中军区进行大扫荡，半年占领了24个县城，修了100多个据点。

    甫上战场，孟昭于的头衔是五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宣传员，负责抗日宣传，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参加组织：农会、工商会、文建会、妇救会、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民兵……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一个中心、三个一切、五个付出’。”对于当年的一切，老人记忆犹新，边说边做着有力的手势。“‘一个中心’是抗日必胜；‘三个一切’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抗日；‘五个付出’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

    当时，部队枪支短缺，作为宣传员，孟昭于经常在傍晚时分跟着战友一起去“起枪”。“提前打听，知道哪个地主、富户家里有枪，晚上就去敲门，客客气气地说明抗日的重要性。通常都会把枪给我们，我们写一个欠条。实际上，这欠条谁也不敢留，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就得掉脑袋。”

    部队行军到哪个村，宣传员晚上都要召集村民开会，进行抗日宣传，开完会还要写标语。“谁家有石灰，用麻捆成刷子在墙上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实在找不到石灰，就掏锅底灰，用水调一下往墙上刷。”

    宣传员也要上前线，尤其阵地战的时候。

    “一个战壕一个战壕爬过去，给战士们做思想鼓动工作，‘冲锋在前，退守在后，坚守阵地，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孟昭于说。越是要紧的战役，越需要宣传员。“战士们要表态，要写血书，‘坚决抗战到底，坚守阵地’，有不会写字的，我们给写好，他们扎破手指按手印。”老人说，“火线入党”说的就是这个节骨眼儿上，遇到艰巨的任务，谁能完成就介绍谁入党。

    宣传员是冒着枪林弹雨在工作。一次，我军防守，战士们躲在工事里，外面刮着呼呼的大风，忽然看见阵地前面老百姓跑过来，战士们纳闷，怎么回事儿？等跑到100多米远的地方，这些人把外衣脱了，露出枪来，才知道是鬼子伪装的老百姓！

    战斗打响了。就在孟昭于从一个战壕往另一个战壕爬的时候，后背感觉异样，一摸一把血。原来，炸弹把棉袄炸开了。

    当时，一个营只有一名护士，没有药，只有红药水和碘酒、一点儿药棉和纱布。“护士给我抹上药水，盖上纱布，然后跟我说，过两天来换药，纱布要洗干净带回来，下次接着用。”

    没有消毒水，部队转移的时候，孟昭于敲开了村民家的门。